8月5日，難民奧運代表團入場。當日，第31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在巴西裡約熱內盧馬拉卡納體育場舉行。 新華社記者劉大偉攝

新華社裡約熱內盧８月１１日新媒體專電（記者 高潔）南蘇丹、敘利亞、剛果（金）、埃塞俄比亞……裡約奧運會上，難民代表團裡的１０名難民運動員來自不同的國家、說著不同的語言，將分別參加田徑、游泳、柔道、馬拉鬆等項目的比賽。

“他們奪取金牌的希望可能不大，當然這並不是最重要的。”聯合國難民署協調專員克勞德·馬歇爾告訴記者，他此次來到巴西的主要任務就是繼續幫助奧運會上的首支難民代表團。

沒有人願意被迫離開自己的故土和親人。當這支難民團舉著奧林匹克旗幟像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運動員一樣走到馬拉卡納體育場的中心，他們笑容背后卻是我們無法想象的“地獄般的經歷”。

“很多時候我們不願意討論難民們經歷過什麼，特別是一些女孩們。眼看著親人在自己眼前被殺，慌亂中與家人失散，再也聯系不上，甚至連對方是生是死都無從談起。”克勞德·馬歇爾已經在難民署工作了２２年，聽過太多悲慘的故事，他在訴說中幾度哽咽。

來自南蘇丹的詹姆斯·尼安杰·希安杰克兒時為了躲避童兵征兵逃去了肯尼亞，他的父親是一名蘇丹軍人，在內戰時失去生命。

來自剛果（金）的約朗德·馬比卡也不知道父母是否還活著，她隻記得自己是被一架直升飛機帶到兒童救助中心的。

同樣來自剛果（金）的難民運動員波波萊·米森加回憶起自己是如何和家人分離，這個已經在巴西擁有一個幸福家庭的七尺男兒忍不住掩面哭泣。

“我有兩個兄弟，我們從小就失散了，我甚至記不起來他們的樣子，如果他們能在電視上看到我，他們會知道我在巴西過得很好，我將要參加奧運會。”波波萊說。

波波萊在森林裡躲藏了８天才被人解救並帶往首都金沙薩。在金沙薩一家流離失所兒童救助中心，他開始學習柔道並成為一名專業運動員，他希望有一天能夠跟親人在巴西重逢。

“沒有體育，我就不是今天的我，也沒有機會參加世界上最重要的賽事。”波波萊說。

為什麼要將體育運動帶給難民？“因為他們需要運動幫助他們重新開始，重新開始需要足夠的勇氣。”克勞德·馬歇爾舉了一個例子。

“那些難民營裡的姑娘安靜的學著編織，看上去沒有任何問題。但是有人告訴我，這完全不對，她們彼此之間根本不說話。必須要鼓勵難民們去運動，隻要大汗淋漓一個小時，他們就能夠重新學會笑。”克勞德·馬歇爾說。

克勞德·馬歇爾告訴記者，他們更為重視對女性難民的教育，因為這些女孩將來都會成為母親，受過教育、愛好和平的母親會影響她的孩子。

奧運會的初衷是和平，奧運會歷史上出現的首支難民代表團讓我們再次回望奧林匹克的初心。只是比賽結束后，這１０名難民不會天天出現在大眾視野中，我們可能會慢慢忘記他們的模樣。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托馬斯·巴赫表明，組建難民代表團的目的——對於全世界難民而言，這是一個希望的象征。同時也提醒全世界，難民危機是多麼嚴重。

“我為什麼退休后要去難民署工作，因為我曾經就是難民，我是一名猶太人，當我的爸爸意識到我們必須離開德國的時候，我雖然還是個小孩，但依然刻骨銘心。”克勞德·馬歇爾說。令他最為無力的是，這麼多年過去了，難民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反而愈加嚴重。

據有關資料顯示，全球難民人數５年來增長了約５０％。這意味著全世界每１１３人中就有一人是難民、尋求庇護者或是國內的流離失所者。許多人為了生存下來被迫逃離戰火紛飛的祖國，在逃亡路上經歷種種不同的挫折和驚險，歷經千辛萬苦抵達異國他鄉，卻又面臨相同的情況——難以融入當地的生活。

難民代表團的游泳隊員拉米·阿尼斯來自敘利亞，他說，希望２０２０年奧運會不再有難民代表團，我們每個人都能代表自己的國家比賽。這幾乎是一個不能實現的願望，關於敘利亞問題的和談迄今還很難看到和平的前景。

“很多孩子出生在難民營、生長在難民營，從肯尼亞來的這些孩子從沒見過這些，他們沒有見識過這個世界。”克勞德·馬歇爾告訴記者，難民營的生活條件之艱苦可以想象，有５名難民代表團的選手來自肯尼亞卡庫馬難民營，借助奧組委設置的放映屏幕，難民營的人們會為他們祈禱勝利。

約朗德·馬比卡的一頭銀發格外引人注目，而她也期待通過發色的改變有一個新的開始，“我染了我的頭發，並不是要掩飾自己的身份，我只是想從頭開始，不僅有一個新的發色，也能夠有一個新的起點、新的人生”。

“雖然我現在想掉眼淚，但我依然感到非常高興，裡約奧運會不是終點，而是一扇門。比賽結束后，我想我會去鼓勵其他年輕的運動員，不要放棄希望，會有好的生活。”來自南蘇丹的運動員耶什·普爾·比爾說。

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提到難民代表團時曾說，難民們因為沖突和戰爭無家可歸，這支隊伍代表了全世界難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和向往。

難民們曾經都是普通人，他們對生活的要求原本也跟普通人沒有差別，有親人、有朋友、有工作、有希望。每個人都向往平靜的生活，每個人有追求夢想的權利。

體育的特長讓難民代表團的１０名運動員得以走到聚光燈下，講述自己的故事。他們背后還有６５００萬人的故事，我們並不是全都知道。

“每個國家都應該想想能夠為難民做些這些，幫助難民重新開始新生活的花費很高嗎？也許意識和責任感的高低才是問題所在。”克勞德·馬歇爾說。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