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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法律意義大於足球意義 一次后續難料的爆發式清掃

郭劍

2012年02月17日08:09    來源:《中國青年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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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上午,鴨綠江畔陽光通透,但寒風瑟瑟。中國足壇曾經的四大“名哨”陸俊、周偉新、萬大雪和黃俊杰,午飯前被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法警集體押返東港看守所,他們將要考慮是否上訴,而等待他們的,無疑將是難熬的刑期——全國球迷期盼兩年之久的一審判決終於下達,隻不過,對於一審的結果,滿意的人並不多。

  被告律師頭疼案件“特殊性”

  陸俊、黃俊杰和萬大雪三位“名哨”的罪名均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周偉新“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罪名同時成立。

  不過,多位接受記者採訪的律師表示,他們對於被告的“犯罪事實”並不認同。黃俊杰的律師劉煒說,相關法律條文“有不完美的地方”。

  “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產生於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2007年11月5日聯合公布刑法確定罪名補充規定,在《補充規定》中,“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被“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所取代,新罪名於2007年11月6日施行,其內容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行為。屬妨害對公司、企業管理秩序罪的一種。”

  因此,劉煒向法庭提出,黃俊杰收受俱樂部財物事真,但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卻很難界定。

  “比如說,俱樂部給裁判送錢,裁判收了,但在比賽中卻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這種情況是存在的。”劉煒解釋說,“最典型的例子是,俱樂部承認,很多時候打點裁判的用意,就是圖一個球場上的公平判罰,也就是說,比賽雙方俱樂部都送了錢,而裁判可能在場上卻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這是我們在辯護時特別強調的一種情況,在法律條文裡是可以說得通的,但法院對此並不認可。”

  在黃俊杰一審判決書上表明的判決理由稱,此案“不論黃俊杰是否公正裁決比賽,均不影響對其定罪”,這意味著裁判隻要因吹裁比賽收受財物就形成了“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按照劉煒的說法,他在一審判決時就向法院提出,要提交視頻資料作為証據,“我想將公訴人提出的黃俊杰涉案比賽的錄像和賽后裁判監督的評議作為証據,為此找過中國足協。但大家都知道律師取証的難度,在這方面,我們的實力很薄弱,雖然法院有‘律師無力自行取証時可申請由法院取証’的規定,但最終我們在法院也沒有看到這份對當事人有利的証據。”

  “我知道‘黑哨’引發的民怨極大,球迷沒有不罵的,也都希望看到‘黑哨’被重判,但我想,這其中也應該有一部分事實由行業內部法規消化。”劉煒說,“以黃俊杰為例,他有接受財物后‘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事實,但也有接受財物后公平執法的部分,由於受賄金額和刑期直接挂鉤,所以,如果把這兩部分財物相加再量刑,對於當事人確實不公平”。

  而陸俊的律師張旭濤的意見和劉煒相仿,他同樣認為這起案件的審理過程“和普通案件不同”,在程序上和司法解釋方面都“有些特殊”。

  “我們對法定原則的理解是‘法律無明文規定則不構成犯罪’,所以我也在陸俊這個案子上提出了無罪辯護。另外還有一點,修改后的法律對修改前的行為沒有追訴權利,這也應該是對陸俊有利的地方,但是法院最終隻採納了量刑辯護。”張旭濤告訴記者,“可能大多數球迷對這種刑事案件的量刑並不清楚,不過我也認為,中國足球界大多數從業者長期缺乏法律意識,並且相關制度很不完善,才導致了今天這種結果。”

  體育法專家希望借此規范行業

  幾位被告人律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這個系列案件的“特殊性”,而通過庭審時公訴人的發言、庭審與宣判時間不斷延后幾乎長達兩年也同樣不難判斷,中國足球行業內部監管之寬鬆和混亂,以及各種罰則條例的模糊與矛盾,使得控辯雙方在面對如此錯綜復雜的案情時,均感到頗難“下手”。

  事實上,法學界尤其是研究體育法的專家們在關注中國足球系列案時曾不止一次地強調,此案的啟示意義尤為重要——9年前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駁回龔建平上訴,終審裁定龔建平受賄罪成立,37萬元受賄金額使其不得不接受10年刑期。如今刑法修正后,則對受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作出明確區分,這也是龔建平一案在法律層面上的最大意義。

  “我對足球比賽本身的了解程度不高,但是,我也清楚這次中國足球系列案件的審判在社會上有著巨大的關注度。不過,我個人的觀點是,這種‘爆發式’的、‘運動式’的審理和判決很難解決中國足球長期存在的根本問題。換句話說,我們更需要一個長效、適當的機制,來防范類似的犯罪行為。”中國體育法學研究會理事、國家體育總局《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修改小組成員韓勇女士告訴記者,“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固然是好事,但中國足球肯定不會因為這次審判就取得實質性的進步,這只是法律界的一次正常工作。”

  長期研究“體育組織紀律處罰與程序公正”的韓勇說,操控比賽、破壞體育比賽公平公正原則的行為,絕不是僅僅表現在足球方面,而上升到犯罪層面、受到國家刑罰的追訴則是最嚴重的行為。

  “西方發達國家能夠對控制比賽行為進行有效打擊,得益於裁判、聯賽和足總間相對獨立的關系,行業自律、專業人員監督、刑法和民法制約等全方位的約束相互監督。”韓勇說,“比如德國,每一項運動都有行業執法機關,足協的執法機關包括‘調查委員會’和‘體育法庭’,前者負責調查,后者負責判決,它們有權對所有違反足球競賽規則的行為進行處理,足協的行業執法機構和國家法律機關在各自的職權范圍內行使職責,並行不悖。”

  因此,在韓勇看來,要防止體育領域內賄賂犯罪現象,僅從刑法角度考慮尚不完全,刑法具有補充性而居於保障法的地位,在犯罪治理中首先應當尋求預防的政策,然后採取行政和民事等制裁措施,“隻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適用刑法”,“刑法是最后的屏障。”

  2011年9月,根據中國法學會的要求,國家體育總局政法司向民政部提出社團登記申請,將原“中國法學會體育法學研究會”更名為“中國體育法學研究會”,並作為獨立社團開展活動。這一實際行動表明,越來越多的相關專業人士意識到,中國體育若想完成“體育大國”的轉變,體育法的完善不可或缺。

  “協會章程往往遇到法律效力不足的情況,這是我們在觀察中國足協協會章程時感到矛盾的地方,而我們的《體育法》在這方面也缺乏明確的界定。”中國體育法學研究會理事、清華大學法學院體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說,“在體育內部無法解決的問題,應交由法律處理,但鑒於體育比賽本身的特殊性,我們還沒有研究清楚哪些情況應該在行業內部解決,這就又牽扯到一個行政權的管理問題。比如,在對外交流時,我們應該以中國足協身份出現,因為這是國際標准,但是在行業管理時,究竟是足管中心行使行政權還是由中國足協出面?這都是以后必須解決的問題。”

  田思源的想法是爭取由法院系統設立“體育糾紛解決庭”,地位相同於“知識產權庭”,作為獨立的“體育仲裁法庭”建立之前的過渡。

  “我想,如果能邁出這一步,就能對現在的這一系列足球案件作出更專業更合理的裁定。”田思源說,“如此,這次有關中國足球的大審判,才會更有法律價值和借鑒意義。”

(責任編輯:胡雪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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