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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嵩繪 |
核心閱讀
賽事審批的積弊之深，究其原因，是始終有體育主管部門的“行政之手”在把控一切。這隻“行政之手”曾發揮過振興體育事業的功效，但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市場的繁榮，已讓“行政之手”的干預、把控越來越不合時宜。
控 權
辦賽門檻多年延續，擔心放權會“失控”
舉凡在國內辦賽，賽事審批是一道無法避開的關卡。無論是全國綜合性運動會、國際性體育競賽，還是地方性、群眾性、商業性的比賽，均需要一紙批文以正身份。這層層公章，在辦賽人眼中“面目可憎”，卻被體育部門視為名正言順的權力。
“1995年出台的《體育法》規定，國家對體育競賽實行分級分類管理。在此基礎上制定的《全國體育競賽管理辦法》，更加明確體育競賽的審批登記制度，不同級別的比賽由相應級別的體育行政部門負責審批。”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科學研究所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鮑明曉說。
這一法律出台之時，我國體育體制仍有強烈計劃經濟色彩。由於當時的體育競賽基本局限於系統內部，多由政府出資舉辦，社會化、商業性比賽未成氣候，審批矛盾並不突出。
“2000年后，城市的勃興與發展，帶動社會辦賽、地方辦賽的需求增多，但賽事審批一直沿用。”在鮑明曉看來，某些規定已不適應體育社會化的需求，但體育主管部門卻未能及時調整。在我國，各單項體育協會與其依托的運動項目管理中心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而屬於過渡形式的項目中心又帶有濃厚的“政府影子”。
這些年，“體育部門與市場不斷博弈，什麼都想管，管又管不好。”原青海省體育局局長馮建平說。有業內人士直言，奧運金牌戰略長期綁架體育事業，體育主管部門總擔心放權會“失控”，對辦賽權、組隊權等核心資源牢牢壟斷，不但對市場開放懷有顧慮，連行業、部門之間都壁壘森嚴。
逐 利
審批成自留地，利益“肥肉”沒人願放手
權力的背后，往往牽涉經濟利益。一場比賽的審批合格，辦賽人要付出巨大的金錢代價。這塊“肥肉”，沒有哪個體育部門舍得放棄。
據了解，目前兩類項目中心收費較狠：一是先行職業化項目，賽事商業價值高，市場需求旺，有“漲價”空間﹔二是通常可與節慶、旅游結合的體育項目，因地方辦賽熱情高漲而同樣收費行情看漲。“有的項目中心把管理費當做主要收入來源。”某非奧項目管理中心負責人說。
而在具體操作上，體育部門也慣於打“擦邊球”。按照鮑明曉的解釋，“這筆錢一般是以單項協會的名義收取，它屬於社會組織，並非行政主體，不受行政許可法制約。這也是體育部門常用的辦法，涉及行政管理，就用項目中心這塊牌子﹔涉及商業開發、市場活動，就用協會這塊牌子。”
更少人知曉的是，按照國務院2004年下發的通知，舉辦全國性和國際性體育競賽審批是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屬於政府的內部管理事項。而在日前公布的《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匯總清單》中，該審批項目仍未取消。從某種角度而言，這相當於體育部門留了一塊“自留地”，一旦缺乏外部的監督和制約，權力和利益就能逃出制度的籠子。
“審批過程容易帶來權錢交易，一些競賽管理部門靠此發了財，有的項目中心和商家勾結成利益鏈，你來申報我批，別人申報我就不批，嚴重制約體育的社會化和市場化。”鮑明曉說。
變 革
取消審批並非“大撒把”，政府當找准角色
20年前，體育系統曾開啟一場改革。當年的文件中，關於社會化、產業化、協會實體化等設計已有輪廓。但遺憾的是，本應是過渡形式的運動項目管理中心模式卻出現固化傾向，近年來體育改革的步伐有所放緩，有些環節甚至停滯不前。
“體育領域的諸多矛盾中，賽事審批不過是較突出的一個。體制若無深層次變革，即便改為備案制，體育部門還是有辦法對辦賽設限，該收的錢換個名目一樣收。”馮建平坦言。而在體育界內部，也不斷有聲音詰問：領導層有沒有壯士斷腕的改革決心？既得利益集團能不能革自己的命？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戰略部署，其中提到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從這個意義看，破除資源壟斷、放開辦賽門檻、激活市場主體，已是體育系統無法回避的課題。
取消賽事審批，並非徹底“大撒把”，反而考驗體育部門的角色定位和管理能力。“體育部門可以牽頭，比如成立民辦公助性質的公司管理賽事，切掉行政色彩，完全按照市場規律去配置資源。”馮建平建議。
而這種思路，與上海近期推行的“3+X”辦賽模式不謀而合。3家專業賽事管理公司承辦由市體育部門主管的上海70%優質賽事，X則指體育總會、單項協會、各類體育社會組織和賽事公司承辦其他賽事。“政府的定位，是做規劃布局、設計政策、評估監督、協調服務這樣的工作。我們正在修改競賽管理辦法，讓賽事資源公開化，引入招投標機制。”上海市體育局局長李毓毅說。
“要改變關門辦體育這種低水平競爭的機制，在體育市場上，誰有能力、誰有本事、誰有思路就應該干得更好。”李毓毅說。
《 人民日報 》（ 2014年04月24日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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