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吉龍連任亞足聯副主席的“面子”與“裡子”

不出意料，從1997年起就擔任亞足聯副主席的張吉龍作為東亞區唯一的副主席候選人，成功連任亞足聯副主席一職。

從表面上看，張吉龍的連任顯得輕鬆異常，風光無限，實則艱難異常。2013年，作為代理主席的張吉龍本有機會沖擊亞足聯最高職位，但因為種種原因最終放棄。此次參選亞足聯副主席，張吉龍也幾乎是在最后一刻才得到中國足協的提名，而提名的原因與亞奧理事會主席艾哈邁德親王的力薦不無關系。

連任亞足聯副主席，張吉龍的工作好開展嗎？張吉龍2012年已經退休，不再是“體制”內的人，雖然身為中國足協副主席，但並不負責具體事務，國內的許多事情是通過中國足協執委會會議等渠道得知，因此在開展工作時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從亞足聯副主席職位本身來看，相比主席、國際足聯執委，副主席這一層級本身不如后兩者的“視野”更開闊，相對難以在更高的高度提升中國足球、亞洲足球的影響力。當然，話說回來，國際足聯執委的競選更為激烈，張吉龍並未為此充分拉票，而當選國際足聯執委的日本足協副主席田島幸三則從去年便開始“運作”，拜訪了40多個亞足聯會員協會，其作用從他以36票的高票當選可見一斑。而落選的韓國足協主席鄭夢奎在競選開始前反對關島等協會提出的兩年期和四年期國際足聯執委分開選舉的提議，並欲上台講話闡述自己觀點，這一舉動充分証明了競選之激烈、背后“運作”之波詭雲譎。

其實，無論競選哪個職位，無論角逐如何激烈，都給了中國足球一個啟示：內外兼修。

俗話說，外交無小事，中國足球外交同樣如此，但要做好並不容易。首先，要上升到國家高度。《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日前出台，但其中並未涉及足球外事或外交內容。作為中國足球的一部分，如何開展外交工作理應予以重視，因為這不僅關乎中國的形象，也關乎實實在在的權益，練好“內功”，同樣也需要借助“外力”，為今后中國申辦世界杯、爭取更大足球話語權、登上更大的舞台奠定基礎。

其次，足改方案中涉及中國足協的協會化改革。能否在外事出差等方面給予更多權限，給予高級體育人才更寬鬆的環境，是有關方面需要考慮的事情。就目前而言，中國足協尤其是高層受限於出國次數，許多國外的外事活動不能參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足球外交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國際足球組織中的中國人才匱乏，需要加大培養力度。除了張吉龍在亞足聯擔任副主席外，其他在國際足聯、亞足聯、東亞足聯有任職的中國人多為委員，雖能參與其中，但缺乏足夠的話語權。必須指出，目前在國際組織任職的中國足球人幾乎都是兼職，專職的工作人員少之又少，這說明中國足球在國際體育組織中缺乏一個系統的人才培養體系。這一方面有待遇原因，另一方面與進入國際組織后與國內的疏離有關。這就需要從國家高度著手建立培養體系。

推而廣之，足球既然已經成為中國體育改革的排頭兵，其改革的成功經驗也必將惠及其他體育項目。因此，做好包括足球外交在內的各項足改工作，將成為中國足球人必須承擔的任務之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