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阿聯酋亞洲杯半決賽北京時間1月28日晚開打，比賽的結果與中國足球關系已然不大——國足已經“准時”在1/4決賽過后結束亞洲杯征程，主教練裡皮則“按時”與中國足球再見，這樣的結果看上去再自然不過，但一場蓄勢而發的“地震”已經在不遠的前方等著中國足球。

因為過去4年，中國足球並沒有拿出一份值得信服、令人振奮的答卷。

在國字號球員的成績方面，4年前佩蘭帶隊征戰亞洲杯小組3戰全勝出線，贏的3支球隊是沙特隊、烏茲別克斯坦隊、朝鮮隊，1/4決賽輸給最終在決賽裡戰勝韓國隊奪冠的東道主澳大利亞隊止步8強﹔4年后裡皮帶隊征戰擴軍后的亞洲杯，小組賽贏了吉爾吉斯斯坦隊、菲律賓隊，輸給韓國隊以小組第二身份出線，1/8決賽贏了泰國隊，1/4決賽輸給伊朗隊，同樣在8強階段止步。

在國字號球隊的后備人才培養方面，去年雅加達亞運會，U23國足在1/8決賽當中被沙特隊淘汰，執行了兩年的U23政策還是保護不了這些“溫室中的花朵”。而U23國足之后的U21國足，雖然請來荷蘭名帥希丁克執教，但從孫繼海到沈祥福到希丁克，想靠主教練個人能力把2016年在亞青賽小組賽1平2負的隊伍帶進東京奧運會，無異於“紙上談兵”。

事實上中國足球改革目標已經相當明確。2015年經國務院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先后審議通過《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這份綱領性方案提出了中國足球近期、中期和遠期的三大目標。可是4年一個周期過去，“國家男足躋身亞洲前列”這一最重量級中期目標看上去還有些遙遠，“全社會形成健康的足球文化”的遠期目標更是令人難以感到樂觀。

在塔基層面，“職業聯賽組織和競賽水平達到亞洲一流”因為中超聯賽巨大的投入以及市場認可完全達標，但更基層的中乙聯賽受經濟下行影響，有多位投資人不得不選擇告別足球，草根階層無數發自內心的對足球的熱愛，湮沒在“資本足球”浪潮當中，“社區足球”任重而道遠。

裡皮証明中國足球不能靠“神仙”

亞洲杯未能取得好成績所帶來的連鎖反應，已經出現。廣州恆大俱樂部召開亞洲杯總結會，鄭智、郜林、張琳芃3名球員獲得“恆大國腳國家隊比賽拼搏獎”，馮瀟霆則被下放到預備隊。

“老板說了算”的管理模式，給廣州恆大帶來超過半數的國腳，幫助廣州恆大奠定了在中國足球歷史上的一個王朝，但其“違背足球規律”的弊端同樣明顯：且不說於漢超因為傷病無法在亞洲杯賽貢獻全部力量，張琳芃因累積黃牌無緣1/4決賽與伊朗隊比賽，單說馮瀟霆的低級失誤確實該罰，但超過正常尺度的重罰顯然並不令人信服。

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廣州恆大需要安慰對馮瀟霆完全失去信任的裡皮——在馮瀟霆低級失誤出現之后，裡皮用“換人”來表達自己的憤怒。裡皮執教國足的工資由廣州恆大俱樂部代為支付，因此廣州恆大與裡皮的利益，已經緊密綁在一起。

馮瀟霆和裡皮，是一連串連鎖反應的開端而不是結束，裡皮可以隨時離開中國足球，但中國足球前進的道路仍然艱難，裡皮給中國足球留下的財富有限，有限到完全無法與其2000萬歐元的稅后年薪相匹配，而裡皮的最大貢獻，是清楚無誤表明中國足球指望“冠軍教練”來點石成金的想法“過於樂觀”。

在裡皮之前，中國男足經歷過8任外籍主帥，除上世紀50年代專業體制時代國家隊一位匈牙利籍主教練，其余7位國足外教隻有米盧一人做到了“快樂下課”。德國人施拉普納是改革開放后第一位國足外教，合同期內他未能帶隊打進1994年美國世界杯，留下“伊爾比德慘案”﹔隨后英國人霍頓於1998年接受中國足協邀請執教國足，但1年后霍頓“跨界”帶國奧隊沖擊2000年悉尼奧運會失敗導致下課﹔霍頓之后是米盧，雖然2002年世界杯國足3戰全負1球未進米盧辭職，但帶隊打進世界杯決賽圈的巨大功勞還是讓米盧成為國足歷史上最成功的教練。米盧的繼任者荷蘭人阿裡漢，2004年8月還帶隊拿到本土亞洲杯亞軍，卻偏偏在11月德國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中因缺少1個淨勝球而慘遭淘汰，無緣10強賽的結果讓阿裡漢“含冤離任”。

阿裡漢后面的3任國足外籍主帥，一任更比一任“糟糕”：福拉多擔任國足主帥時要聽命於國奧隊主教練杜伊，盡管杜伊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是中國國家隊總教練，但這種交叉管理的后果是滿盤皆輸﹔執教過西班牙國家隊的卡馬喬名氣不小，這位名帥被“迅速”請到中國上位，不過典型的“拉郎配”帶來的多是“慘案”，0︰8輸巴西隊還算情有可原，主場1︰5不敵泰國隊則直接導致被中國足協辭退﹔法國人佩蘭是個“經濟適用型”教練，還沒有堅持到打完俄羅斯世界杯亞洲區40強賽就被中國足協用本土教練高洪波換掉。

所以裡皮能夠成為國足主教練，並非簡單的“國足聘請外教”，而是在業內專家多次探討“國足為什麼不能在重要比賽中完全發揮水平”之后確認的一次帶有冒險性質的“試驗”：請世界名帥，請世界杯冠軍教練——此前裡皮在廣州恆大執教兩年半裡所表現出來的教練權威性以及臨場調度功力，已經征服了多數中國球迷，而中國足協也不止一次向裡皮拋出橄欖枝。

但裡皮的結局與中國足球歷任外教並無實質性區別，雖然他不止一次強調自己在成績上已經做到足夠好的程度。

“我成為中國國家隊主教練以后一共帶隊打了10場正式比賽，12強賽我們打了6場比賽，3勝2平1負（輸給伊朗隊），亞洲杯我們打了4場比賽，3勝1負（輸給韓國隊），這樣的成績並不算差。另外熱身賽的成績不能作為參考，因為很多球員無法在熱身賽中投入全部精力。”與伊朗隊比賽之前，裡皮已經總結了執教國足的成績，他認為自己沒有辜負這份職業：“按照我的設想，是希望把更多年輕球員帶進國家隊，給他們鍛煉的機會，但是我們都看到了，他們在很多方面還有欠缺，不能達到國家隊的要求，所以在正式比賽當中，我們隻能相信經驗豐富的老隊員。”

“任務足球”讓“足球”變了味

中國足球水平長期徘徊在亞洲二流，指望國家隊一步登天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裡皮很清楚中國足球與亞洲先進足球、世界先進足球之間的差距，只是很多時候，他不便於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他隻能在精神層面反復鼓勵這些缺乏天賦的球員。

“幾乎每一場比賽前我都要告訴我們的隊員，他們是在為14億人踢球，他們可以在亞洲范圍內戰勝任何對手，我要讓他們擁有自信，讓他們在場上充滿斗志。”

裡皮這句話，在本屆亞洲杯上強調了不止一次，“為14億人踢球”和“自信”，原本應該是不用強調的“國字號基本原則”，但中國足球總有莫名其妙的扭曲能力，把簡單的事情變得復雜。

比如把“中國足球”變得越來越不像“足球”。

本屆亞洲杯結束之后，38歲的鄭智將近20年的國家隊生涯將告一段落——最近一年鄭智被問到“國家隊生涯”時最常說的一句話是“隻要國家隊需要我，我就義不容辭”，但以沖擊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為任務的新一屆國家隊將有大量1997年齡段球員補充入隊，與1991年齡段球員（武磊、顏駿凌）以及1993年齡段球員（石柯）、1995年齡段球員（劉洋、劉奕鳴、韋世豪）搭配陣容框架。事實上除了鄭智，馮瀟霆、趙旭日、郜林、於漢超、於大寶、張呈棟、肖智等多位30歲以上球員未必再能得到國足新任主帥重用，包括1989年齡段的吳曦、張琳芃，他們當然具備成為球隊重要補充力量的能力，但新一屆國家隊的主角人選，已經到了“應該換人”的階段。

裡皮離任后的國足，人員構成與俄羅斯世界杯亞洲區12強賽以及本屆亞洲杯相比將發生巨大變化。按照國際足聯和亞足聯的規定，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40強賽今年9月分8個小組開打，9月、10月和11月一共進行6輪比賽，2020年3月和6月進行余下4場比賽，這意味著，國足在今年3月就要完成重組計劃參加“中國杯”的賽事，而新賽季中超也要給新國足留出相應集訓時間，以便國足可以在9月開戰的40強賽上奠定良好基礎。

不過“無人可用”，尤其“沒有能力突出球員可用”，是中國足球在今后兩個世界杯周期內重返亞洲強隊行列的最大障礙。環顧亞洲諸強，日本隊、伊朗隊、韓國隊、沙特隊、阿聯酋隊、卡塔爾隊都在本屆亞洲杯中鍛煉大量年輕球員，以日本隊堂安律、韓國隊李昇佑為代表的20歲“天才球員”亦沒有辜負球隊的信任，他們積累的國際比賽經驗，足夠在下一屆的奧運預選賽和世界杯預選賽中大顯身手。更何況日韓還儲備著一批又一批已經或即將在歐洲聯賽立足的年輕球員，這些球員的目標，是把自己和國家隊送上國際舞台。

和亞洲足球強國的豐富人才儲備相比，中國足球的“特殊培訓方式”令人瞠目結舌。據記者了解，中國足協已經基本確定由U25國足集訓隊組隊參加今年3月的“中國杯”賽，而U25集訓隊最近一條新聞，是上一周球隊在歐洲拉練期間的熱身賽中，主教練沈祥福與前鋒馮伯元發生沖突。因質疑馮伯元在比賽中抵制自己的戰術要求，沈祥福沖進場內喝罵馮伯元，雖然兩人之間的口角未必會使球隊“傷筋動骨”，但這支特殊的U25集訓隊不出問題才是怪事。

去年10月，這支史無前例的U25集訓隊在中超聯賽尚未結束時便開始集結，山東軍訓和雲南高原拉練讓球隊從成立的第一天起便處於“心理高壓”之下，算上如今的歐洲拉練，這支球隊“集體生活”超過了100天，最近8場熱身賽1勝2平5負，而在得知這樣的集訓有可能長達半年甚至一年，球員們的煩躁心態，已然很難用“足球”平復。

“2月3日回國算是放假，就3天時間，然后大年初三就去日本接著集訓。”面對這樣的時間表，一位集訓隊球員嘆息不斷：“現在說什麼都沒用，看效果吧。”

效果其實可想而知。

2007年為“豪賭奧運”，國奧隊在歐洲長時間拉練，情緒急躁的球員與熱身賽對手女王公園巡游者隊發生斗毆事件，到2008年奧運會參賽前夕，球隊的氣氛極其糟糕，中國足協隻能讓本土教練殷鐵生前來“救火”，最終的結果是球隊在本土奧運會上灰頭土臉小組即遭淘汰。

有前車之鑒栩栩如生，卻還要一意孤行堅持“長期集訓”，“任務足球”不是壓垮中國足球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壓制中國足球長期不能翻身的一座大山。

《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提出，隻有切實推動“校園足球發展”和“社會足球發展”，才能構筑中國足球騰飛的堅實底座。

“推動足球運動普及。堅持以人為本，推動社會足球加快發展，不斷擴大足球人口規模。鼓勵機關、事業單位、人民團體、部隊和企業組建或聯合組建足球隊，開展豐富多彩的社會足球活動。注重從經費、場地、時間、競賽、教練指導等方面支持社會足球發展。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發揮各自優勢，推進社會足球發展。推動社會足球與職業足球互促共進。通過社會足球人口不斷增加、水平不斷提高，為職業足球發展奠定扎實的群眾基礎和人才基礎。通過加快發展職業足球，促進社會足球的普及和提高”，《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中關於社會足球的描述，在歐美足球發達國家已然根植於社會文化和教育體系，但在中國，足球還不是生活的組成部分，而更像是需要完成“足球振興”任務的工具。

足球改革發展這本好經被念歪了

U25集訓隊的任務，是沖擊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U21集訓隊的任務，是沖擊2020年東京奧運會——希丁克會是下一個“裡皮”麼？

今年3月，東京奧運會亞洲區預選賽第一階段比賽將開打，這也是2020年U23亞錦賽的預選賽，希丁克要帶隊通過東亞區小組賽，才有機會參加明年1月的決賽階段比賽。按照目前U21球隊排名，進入“死亡之組”是大概率事件，更何況東道主日本隊也要根據亞錦賽參加預選賽（如果進入前三則排名最高球隊遞補），以目前這支U21球隊實力，想爭奪奧運門票（除東道主日本外僅有3個名額）難度極大。

“世界杯出線”和“奧運會出線”這兩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點中了中國“任務足球”的死穴，中國足球多年來在這兩項任務面前痛苦不堪，然而卻從來無法拿出正確的應對方案。

事實上兩年前中國足協請裡皮執教國家隊時，做好了“體系建設”的准備——在那套方案當中，裡皮帶隊的任務並非只是征戰俄羅斯世界杯預選賽亞洲區12強賽，而是需要裡皮負責統籌國字號各年齡段球隊的建設。

比如按照裡皮的提議組織國家二隊，讓裡皮的助手掌管U23國家隊，而從實戰效果分析，從U23國家隊到國家二隊再到國家隊，裡皮給出了“國家隊體系化”的建議。只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有關方面的人事變動對國家隊建設的思路產生影響，各年齡段國字號球隊之間的聯系不再像預期中一樣緊密。

因此當裡皮離開國足，中國足球看上去還是在原地踏步，和4年前相差不大。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山重水復疑無路”的國足或許還能盼來“捷徑”。目前國際足聯正在積極推動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擴軍事宜——按照原定計劃，2026年世界杯（美、加、墨三國聯辦）參賽球隊將由32支增加到48支，亞洲將有8支球隊入圍決賽圈——由於近年來足球在全球范圍內對青少年的影響力有下降趨勢，相對穩定成熟的足球產業開始面臨新興產業的挑戰與沖擊，比如回報速度更快、回報效益更高的電競產業，因此國際足聯希望在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便完成擴軍，以爭取更多的贊助商以及更廣闊的市場效應。

一旦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確定擴軍，國足進軍世界杯之路將變得相對寬敞：國足實戰能力在亞洲球隊中屬於第二檔次，進入亞洲前8爭取一張世界杯決賽圈門票難度不算太大。雖然“打進世界杯決賽圈”的成就感與滿足感會因此有所下降，但中國足球多年來一直奉行“任務足球”宗旨，“社會足球”的概念尚未深入人心，足球運動的“社區化”與“生活化”也隻被少數地區和少數人群所接納和貫徹，“進入世界杯決賽圈”本身就能帶動巨大的“眼球經濟”，或許也有助於中國足球的良性發展。

可是“進入世界杯”之后又能如何？中國足球的振興也絕不是在世界杯決賽圈“瀟洒走一回”就能實現。

以2002年國足打進日韓世界杯為例，球迷和媒體發自內心的狂歡隻持續了短暫時間，假球、黑哨、賭博，各種違法犯罪行為陸續出現，從頂級聯賽蔓延到業余聯賽，吞噬了中國足球的所有體系，到2009年中國足球反腐掃黑，在証據面前，人們才開始反思，沒有根基的“一飛沖天”不能帶來中國足球的真正進步。

所以本屆亞洲杯之后，東京奧運會預選賽和卡塔爾世界杯預選賽之前，中國足球還要迎來更多的行政指令和改革措施，只是對於最基礎的“觀念”和“理論”，以及對於“足球”這項運動的真正理解，還在很大程度上阻礙著國字號球隊重新成為亞洲強隊的步伐。

而切實可行的足球改革措施，還要從管理者自身的改革做起——國家體育總局的指令要求，如何與需要去行政化的中國足協相協調，中國足協優秀管理人員如何人盡其用，中國足協與地方協會之間如何通過配合與支持搭建合理體系，將直接影響到中國足球改革進程。而做好服務工作，讓“足球”回歸“足球”，讓“足球”成為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成為對學生身心有益的校園教育組成部分，才是國字號球隊能夠在國際賽場為國爭光的先決條件。

《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是本好經，4年的時間過去，現在可以逐一對照當初的規劃進行對比，得失一目了然。

在中國足球繼續改革發展的道路上，不要把好經念歪，才能不再浪費中國足球的寶貴時間。

本報北京1月28日電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郭劍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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