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9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體育強國建設綱要》（簡稱《綱要》）。《綱要》詳細列出了我國未來體育建設的五大任務和九大工程，為中國體育強國建設規劃了路線圖。近期，人民網體育部開設《“體育強國”大家談》欄目，對標《綱要》中提出的明確目標和任務，邀請各相關行業官員、專家、學者、資深媒體人等，結合體育事業發展現狀和未來願景，對《綱要》進行剖析和解讀。“為體育強國夯實法治之基”系列圓桌是“體育強國”大家談的專題論壇之一。

人民網北京6月12日電（歐興榮）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中國反興奮劑中心聽証委員會主任委員、國際體育仲裁院（CAS）前仲裁員黃進，福州大學法學院教授、CAS反興奮劑庭仲裁員李智，首都體育學院教授、CAS反興奮劑庭仲裁員韓勇，日前做客由人民網體育部和中國政法大學體育法研究所共同打造的“為體育強國夯實法治之基”系列圓桌論壇，分享對CAS的個人看法和感受。

CAS成為解決國際體育爭議的最重要機構

黃進是較早擔任CAS仲裁員為數不多的中國人之一，自2000年始到2016年卸任，長達16年的時間裡擔任了四屆。他認為CAS雖然成立的歷史不算很長，但成立以來對解決體育糾紛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因為體育糾紛具有行業特殊性，運動員的職業生涯很短，要求快速解決問題，有時甚至在體育賽事期間發生的爭議都需盡快處理，不能像法院訴訟那樣拖很長時間。“從理論上講體育糾紛可通過調解、仲裁、訴訟等方式解決，但相較而言，通過仲裁的方式是最好的。”

“因為體育糾紛有些東西是沒辦法調解的，比如興奮劑問題、裁判問題，釘是釘，鉚是鉚。通過訴訟解決雖然也可以，但訴訟的程序比較嚴格，有一審、二審，有的國家還有三審，審理的時間較長。”黃進繼續表示，仲裁是當事雙方找到一個信任的、獨立的仲裁員，或者由數人組成的仲裁庭來仲裁爭議糾紛，充分發揮出仲裁快捷、高效的特點。“據我所知，當前基本所有的國際性體育組織都在制定章程或通過其他方式接受CAS管轄，它已成為承擔體育仲裁，解決體育爭議的一個最重要機構，發揮的作用非常大，在體育界的地位和權威性都在不斷地提升。”

盡管黃進現在已經不擔任CAS仲裁員，但他還一直關注它的發展，認為對其制度、體制、機制、程序規則、裁決案例進行研究很有必要，並且CAS自身也在不斷改革和完善中，“對它發展過程的探討研究很有必要，比如CAS剛成立的時候，設在國際奧委會下，后來為了讓CAS更加獨立、公正，成立十年后從組織架構上脫離了國際奧委會，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仲裁機構，這是一項很重要的改革。”

李智是2016年被選任為CAS仲裁員，2019年被選任至反興奮劑庭。目前CAS名單上共有10位中國籍的仲裁員，包括3名反興奮劑庭的仲裁員。反興奮劑庭是去年1月1日新設的一個專門仲裁庭，主要處理涉興奮劑的案件，設有專門的仲裁員名單，專門的仲裁規則。李智介紹說，在設立反興奮劑庭之前，涉興奮劑案件的運轉程序是，單項體育聯合會進行調查，並做出處罰，運動員或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如果對這個處罰決定不認可或者不服，可上訴到CAS，由CAS進行審理。

“用一種形象的表述就是，反興奮劑庭成立后，原先做處罰決定的國際奧委會和單項體育聯合會，化身為‘原告’或‘檢察官’，向CAS就興奮劑爭議提起一審，申請CAS做出處罰裁決。”李智表示，反興奮劑庭組建后，國際反興奮劑三權分立的結構更加穩固。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負責“立法”，制定反興奮劑條例及各項國際標准，統一反興奮劑的實體規則，並且實施一定的監督權﹔國際奧委會和單項體育聯合會行使執行權和“行政”權，進行興奮劑檢測和其他有關事項﹔CAS反興奮劑庭專注“司法”，對興奮劑案件做出審理，並且做出最終制裁。

CAS專設反興奮劑庭是為更高效、公正和省錢

“為什麼會專門成立興奮劑庭呢？因為涉興奮劑案件爭議最大、數量最多，之前有項統計，每年CAS大概處理600多個案件，其中約25%的案件屬於興奮劑糾紛，這類糾紛往往輿論關注度極高，需要更加法律化地處理。”李智繼續說，CAS反興奮劑庭設立之前，處罰決定由單項體育聯合會自己作出。反興奮劑庭設立后， CAS需要和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談判，授權給它，同時單項體育聯合會修改自己的內部章程。目前，CAS和各個單項體育聯合會持續進行談判，截至去年已經有10家進行了授權，但幾個重要聯合會如國際泳聯、國際田聯、國際足聯等，還沒有完成授權談判。

原來機制已經可以有效管轄涉興奮劑案件，CAS專門設立反興奮劑庭會不會把事情搞復雜？造成CAS權力太大？李智認為，之前的處罰類似於行政處罰，由CAS進行司法審查。但是，涉興奮劑案對運動員來說，類似於法律上認定“有罪”或“無罪”，應該由法院判斷，而不應該由“行政機關”判斷。按照原來的做法，單項體育聯合會既做調查也做決定，管理權與“司法”權集中了。從權力分配角度看，單項體育聯合會做完調查后，起訴到CAS，由CAS來認定到底是違規還是沒有違規，並做出處罰，更為均衡。“體育是自治的行業，涉興奮劑處罰是自治處罰，單項體育組織既檢測又處罰，權力制衡得不到實現。”

李智繼續表示，從歷史發展得角度來看，原先國際奧委會和單項體育組織集立法、執法、裁決三權於一身。后來逐漸分離出CAS，內部處罰一旦出現爭議，可上訴到CAS，由一個外部機構對爭端進行司法審查。再之后把興奮劑規則的制定和監督，交給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來完成，形成三家制衡的狀態。“之前形成的三權分立，CAS僅進行司法審查。如今，涉興奮劑事件是否違規，如何處罰則直接由CAS來審理，讓CAS最終裁決運動員是不是興奮劑違規，並且設定了上訴程序。所以，CAS一直強調，反興奮劑庭是做興奮劑處罰的一審工作，讓裁決更具公正和權威性。”

“我同意這個觀點，興奮劑處罰有准刑罰性，而且帶有強烈的道德譴責意味，會對運動員的聲譽和職業生涯帶來巨大影響。”韓勇表示，大家平時看到的涉興奮劑案件，大部分集中在國際泳聯和國際田聯的運動項目，這都是非常有實力和能力的單項體育聯合會，但很多單項體育組織沒有這麼強的實力，自己做反興奮劑一審存在現實困難。各個項目協會的水平也不一樣，做出的裁決可能五花八門，合法性或者規范性很難保証，設立反興奮劑庭有現實需求。

“當年CAS剛成立的時候，有些單項體育聯合會，比如國際足聯、國際田聯都有自己內部的仲裁機構，很長時間都沒有加入CAS。而對於另外一些小的單項體育聯合會，有這樣的反興奮劑庭，把它們面臨的實際困難一下就解決了，大家舉手歡迎。”韓勇繼續表示，反興奮劑庭畢竟是個新生事物，很多組織和個人也在觀望中，看看新機構是否更有效率，更公平或者更省錢。“如果這些優勢都具備的話，就會得到普遍認可，如果幾個重大單項體育聯合會，包括國際足聯、國際田聯等都認可了，我相信其它組織認可是遲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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