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报：谈中国足球看中国历史

　　骂多了足协也没意思，今天的聊斋我打算扯点历史的淡。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有两大千古难题，一个是为什么繁华的宋朝会被蒙古所灭，另一个就是中国足球为什么死活扶不上墙。第二个问题难度太大，社科院那么多专家见了都绕着走，没人敢接手；而相对容易一点的第一个难题，我在看钱穆先生著作时终于想通了。

　　说起宋朝经济社会的发达程度，至今仍叫人咋舌，具体的情况参见宋朝纪录片运动的先锋导演张择端(不是著名裁判张业端)的著名作品《清明上河图》，以及南宋丐帮临安分舵七袋弟子周密的回忆录《武林旧事》，这里我就不赘述了。但是这么强盛的宋朝为什么国防松松垮垮如中国队的后防线呢？最近看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终于知道答案了———宋朝之亡，在于没有足够的马。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头等重要的机动力量，就相当于二战时的摩托化步兵师，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101空降师。但是中国产马的两个地区蓟北和河套地区都不在宋境之内，这就好比中国人体质天生不如欧洲人，先天就存在不足。宋朝政府也想过要养马，一核算成本，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用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人，又不肯干了；这就好像现在建一块足球场的地皮，用来盖楼盘的话利润相差几千万，所以各地政府都不肯建足球场一样。王安石变法时出台了一个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平时可以干农活，战时还给政府，马匹死了要赔偿。农民起初也很乐意。但是这个政策到后来还是黄了。原因钱穆先生说了一些，但据我考证，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在办事的人身上。

　　北宋的官和吏不同，对于官，政府是高薪养廉，但是具体办事的吏，却没有晋升机会，而且收入很低；这样他们自然要去克扣百姓，政府不给加薪，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当没看见。马在温湿地区不好养，容易生病死亡，马死了要赔钱，该怎么赔是小吏说了算。这里面的花头就大了，不给他好处的话，他能把夏利说成法拉利，让你倾家荡产。这么一来老百姓都不愿意养马了，政府却要摊派，于是就变成弊政。

　　唐朝贞观年间，国家共有马匹80万，而到郭靖杨康出生前，全国只有马匹2万匹，还尽是老弱病残。而蒙古精锐部队据说逢大战一人要带8匹马，长途奔袭时马跑倦了就换，人不下鞍，这仗自然没法打了。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没办法，我看只要给基层公务员加薪，同时严加管制，养马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王安石错就错在没搞行政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你看，这个繁华的朝代就毁在基层公务员的工资上，这真是历史的吊诡。

　　王小波极其崇拜法国历史年鉴学派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书里头的食物史观非常有趣：中国人对科技进步兴趣不大，是因为人口太多劳动力太便宜，而劳动力太便宜是因为稻谷产量太高；而西方人因为以肉食为主，牛羊产量低导致劳动力昂贵，只好去琢磨使用机器，工业革命就这么产生了。

　　这种史观让我想起了阎世铎。还在中青队打阿根廷的时候，他老人家去阿根廷考察，回来说阿根廷人一年吃的牛肉是中国人的若干倍，所以中国人难以踢好足球。平心而论，这话说得真是没错。不过，前几天我在《经济学人》上看到一个数据：2007年，中国人平均一年要比1985年多吃30公斤肉。1985年中国足球有过著名的5·19，而2007年中国队照样亚洲杯小组赛都没出线。为什么过了22年，每个人多吃了这么多肉还是踢不好足球？这个问题，不知道阎世铎主席并谢亚龙主席能不能解答？文/何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