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周的濟南，不知道會不會像中國籃球歷史上當年的小湯山、寬溝那樣，在若干年后，成為中國籃球發展的又一個不能被遺忘的地方——9月22日，中國男籃職業聯賽公司成立籌備會議暨CBA公司股東大會在濟南舉行，會上推選產生了CBA公司的董事會和監事會。在外界看來，這是CBA聯賽實現管辦分離標志性的一步。

　　自1995年中國籃球職業化以來，CBA聯賽從最初的12支球隊，發展到現在的20家俱樂部，經營方面從最初勒緊褲腰帶過日子，到現在26家贊助商，贊助總金額數十億元，可謂今非昔比。但是，隨著聯賽規模的發展壯大，籃協、俱樂部、贊助商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多，特別是籃協和俱樂部，由於自身角色和定位不同，凸顯出行政管理與市場需求之間的鴻溝。俱樂部作為實際的投資者，不僅需要更豐厚的市場回報，還需要更多的話語權。中國籃協（籃管中心）深知俱樂部的訴求，作為行政管理部門，管不好又不能放權，在很多時候，處於裡外為難的尷尬境地。

　　今年1月中旬，由姚明牽頭、18家俱樂部集體響應的中國職業籃球俱樂部（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職聯公司）大會在東莞舉行，這番舉動算是從業者對呼吁中國籃球“管辦分離”體制改革的一次“倒逼”。在此之前，中國籃協雖然屢次提及管辦分離，但並未有太多的實質性進展，不過，在中職聯公司成立后的第二天，體育總局“火速”批復了籃協的管辦分離方案，籃協競賽部部長張雄隨后公布了“兩步走”方案，管辦分離的路線算是清晰了些。

　　本次濟南會議，實質就是踐行體制改革“兩步走”的方案：包括中國籃協、20家俱樂部在內的21家股東，投票選出了CBA公司首屆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中國籃協作為大股東，推薦國家體育總局籃球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李金生擔任CBA公司董事長和法人，CBA俱樂部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上海東方俱樂部投資人姚明擔任副董事長。廣東宏遠、上海東方、深圳新世紀、北京首鋼和遼寧衡潤俱樂部和中國籃協派出的董事一起組成CBA公司首屆董事會。

　　不可否認，CBA公司的成立，是中國籃球管辦分離的重要一步。國內資深體育營銷專家、關鍵之道體育咨詢公司總裁張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就表示，CBA公司的成立，是第一次從法律意義上明確，所有俱樂部加起來從利益關系上是一個主體，中國籃協相當於在形式上承認了俱樂部的投資者是這個聯賽的投資主體，從股權關系做了一個明確，再有，就是有了一個基於公司法背景下的“游戲規則”。

　　但是，業內人士同樣非常清楚，CBA公司的成立，並不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管辦分離”。雖然手握30％股份的中國籃協在董事會是否擁有“一票否決權”尚不得而知，但根據以往的經驗可以預料，並未去行政化的中國籃協主導聯賽的局面並沒有改變。

　　不過，一個利好消息是，俱樂部層面比外界預想的要更加團結。“你看現在外界幾乎沒有關於這次CBA公司董事會的報道，不是因為籃協不讓說，而是因為在俱樂部層面要維持一個相對統一的口徑，不要你也說我也說，最好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態度，以后委派新聞代表統一說。大家都希望，有關管辦分離這方面信息的出口，應該落在姚明那裡。”某俱樂部老總這樣告訴記者。可以預見，如果未來在有關聯賽核心利益的相關訴求上，諸如聯賽時間、輪次等焦點問題的博弈上，如果每家俱樂部的3.5％股份能夠形成合力，即使籃協真的擁有一票否決權，但至少輿論很有可能傾向於20家俱樂部一邊，這也勢必會對CBA聯賽未來的走向，產生重要的影響。

　　現在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其實還是中國籃球距離真正的管辦分離有多遠——中國足協在去年和今年逐步完成管辦分離之后，工作態度、工作效率和工作成績有目共睹——而中國籃球的改革目前還沒有一個准確時間表，畢竟CBA公司成立只是邁出了很小的一步，之后還有完成工商注冊、選聘管理層、應對明年夏天開始的新商務開發周期等問題需要解決，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最關鍵的辦賽權的轉移，最后可能才是與體育行政管理部門脫鉤。

　　“籃球在行政方面的管辦分離，可能要等到2019年男籃世界杯之后，因為世界杯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體育比賽，隻有在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后，中國籃球可能才會讓更多的市場力量進入，在這之前，國家體育總局和籃球運動管理中心主導項目的方式，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本報北京9月25日電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