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圣地亚哥6月23日体育专电(记者赵焱 冷彤 姬烨)髋关节灵活扭动、双腿凌空摆动、脚下不停晃动,他们在绿茵场上舞起的是桑巴、探戈还是萨尔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让世界认识了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足球,既是拉美民族的灵魂,也是世界认识拉美的窗口。
提起远隔重洋的拉美,也许不少人说不上来阿根廷、巴西或者墨西哥总统的名字,但提起“球王”马拉多纳、“外星人”罗纳尔多或者“小豌豆”埃尔南德斯却知道他们都来自哪国,可见“足球”已成为代表拉美的一个文化符号。
足球与国界
记者在圣地亚哥下榻的酒店里,每天见到的前台接待西尔维娅17日脖子上忽然多了一条哥伦比亚队的球迷围巾。“你不是智利人吗?”“不是啊,我是哥伦比亚人,我只是在这里工作。”这一天,有巴西与哥伦比亚的一场美洲杯小组赛。
拉美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南美洲足联10个成员国中除巴西外均说西班牙语,中美洲很多国家也说西语,球员在场上场下大家交流起来毫无障碍。而由于没有语言问题,各国人互相“串门”也简单得多,走在大街上,很难辨清谁是哪国人。不过到了真正足球比赛时,大家身着自己国家的球迷服,本来在工作中、生活中还非常亲密的同事和朋友,到了足球场上就要立场非常鲜明了,好像国界是由足球来划分的。
在国家间,足球是分界线,而在一个国家内,足球又体现了凝聚力。拉美是个移民的大陆,这里的人普遍民族意识不是很强,然而他们却能玩儿转作为集体项目的足球,因为足球已成为拉美各民族的“粘合剂”。历史学家艾里克·霍布斯鲍姆说,足球在拉美不仅是11个有名有姓人的游戏,而且是成千上万人的“想象共同体”,它比其他任何文化、政治构架更能聚合民族意识。
平日里,听到拉美人会经常抱怨自己的国家,腐败、贫富不均,游行示威是家常便饭,为的就是表达对国家的不满。但在每场比赛开赛前唱国歌的环节,又最能看到拉美人“爱国主义”的一面,他们经常是手放在胸口、闭起双眼、全情投入。
阿根廷球星迪马利亚在美洲杯期间接受采访时说,代表国家队出战与在俱乐部比赛有很大不同:“因为那是你的国家,因为你能够感受到那件球衣,感受到你的国家在自己的身后。”他还表示,愿意用在俱乐部获得的一切头衔换取一个代表国家队的冠军。
足球与社会
16日晚到17日,几乎一整天,智利当地电视台一直在滚动播出一起交通事故。什么交通事故这么重要?当事人是什么来头?原来是效力于意甲尤文图斯队的智利球星比达尔在回训练基地的路上撞了车。
事件调查清楚,比达尔利用球队短暂的放假时间跑到赌场去豪赌,然后买醉,赶回基地时由于酒驾出了事故。事发后,向来以从严治军著称的智利队主教练、阿根廷人圣保利说,不排除将比达尔开除出队的可能。然而第二天,圣保利又表示,比达尔的错误远不至于被开除,特别是国家队现在需要他。紧接着,比达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泪俱下认错,这一事件就算告一段落。比达尔回队训练、参加比赛。
从比达尔事件就可以看到足球在拉美人心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重要到法律都可以为其开绿灯。事实上,足球在拉美早已不是一个体育范畴,而是一种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巴西最有名的智库兼教育机构瓦加斯基金会,足球被列入社会学范畴来研究。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海滩上、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在秘鲁亚马孙的丛林中、甚至在海地地震后的废墟旁,都能看到踢足球的孩子。拉美人笑称,他们“在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踢球了”。于是,足球与走路、吃饭一样,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拉美政治也与足球分不开。巴西前总统卢拉是科林蒂安队的铁杆球迷;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更是加入了一支当地职业球队;在拉美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有领导人参加的足球表演赛几乎成了固定项目。
足球是拉美人的骄傲。他们没有很发达的工业,没有很强大的军事,但却能够在足球场上与世界强队分庭抗礼。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说:“在人的一生,他可能会更换女人,更换政治信仰或者是宗教,但是他不可能更换支持的球队。”
足球与职业化
近年来,随着足球职业化的发展,众多拉美球员在年轻时就被欧洲豪门买走,影响了拉美本地足球的发展,引起不少拉美人的不满。不过毋庸置疑,职业化大大助推了足球的传播和发展,也给予足球更多规范。
在拉美,足球等同于快乐,但也很容易转化为暴力和悲剧。比如在阿根廷或者巴西的国内联赛上,足球豪门的任何一场比赛都可以轻易地转化为一场失控的狂欢节:球迷脸上的油彩、化妆和行头在球场上形成五色斑斓的大海,加油助威声如同掀起的怒涛,主队球星进球时,几万人可以同时起立欢呼,挥动旗帜或球衣达数分钟之久,花瓣、纸屑与彩带漫天飞舞。比赛结束,如果主队赢球则进球者满场飞奔,拥抱、亲吻每个队友甚至冲进场内的球迷;但如果输球就有些麻烦,因为随时可能发生暴力事件,甚至有球迷将体育场的椅子拆下来当做武器互相攻击。在1994年世界杯上甚至发生了哥伦比亚球员埃斯科巴因打入乌龙球回国后被枪杀的惨案。
对不少拉美国家的城市贫民来说,足球是唯一的出人头地的机会,贫民窟里、海滩上都是球星们年轻时磨练技术的地点,这里走出的一代代球星激励着贫穷街区的年轻人,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阿德里亚诺、内马尔等巴西球星都出身贫寒。1970年跟随贝利在第九届世界杯上夺冠的巴西后卫卡洛斯·阿尔贝托说:“想看最炫目的足球表演,你就必须去街头。”巴西贫民窟的孩子们踢着空罐头和塞满纸的袜子,把木桩和自家的狗想象成防守球员。
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职业化以后,这些成名的球星到了欧洲大球会,突如其来的富足让他们不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生活,足球场之外经常光顾的地方是酒吧和夜店,法律在他们眼中也似乎是金钱可以逾越的,似乎只有“耍大牌”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内马尔在美洲杯上用手擦裁判的喷雾线并朝裁判怒吼、攻击对方球员,这可能都是从贫穷到暴富后缺乏教育的后果。
再看看拉美不少国家足协的腐败,甚至有人说,国家队选球员不是看谁踢得好,而是要听赞助商的。研究巴西足球多年的巴西瓦加斯基金会足球社会学家费尔南多说,由于缺少严格的法律监管和外力介入,使得拥有解读规则话语权的巴西足协总能游离于法律和规则边缘。
因此,拉美国家足球急需规范的职业化。同时,职业化也并不是说就会让足球的快乐泯灭。即便是反对职业化的加利亚诺也在其《足球往事》一书中所说:“职业足球在竭尽所能地减弱足球快乐的能量,但是这种快乐还是不顾一切非难幸存了下来,因为足球最美妙的东西是它那执着创造惊奇的能力。”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