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阿联酋亚洲杯半决赛北京时间1月28日晚开打，比赛的结果与中国足球关系已然不大——国足已经“准时”在1/4决赛过后结束亚洲杯征程，主教练里皮则“按时”与中国足球再见，这样的结果看上去再自然不过，但一场蓄势而发的“地震”已经在不远的前方等着中国足球。

因为过去4年，中国足球并没有拿出一份值得信服、令人振奋的答卷。

在国字号球员的成绩方面，4年前佩兰带队征战亚洲杯小组3战全胜出线，赢的3支球队是沙特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朝鲜队，1/4决赛输给最终在决赛里战胜韩国队夺冠的东道主澳大利亚队止步8强；4年后里皮带队征战扩军后的亚洲杯，小组赛赢了吉尔吉斯斯坦队、菲律宾队，输给韩国队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线，1/8决赛赢了泰国队，1/4决赛输给伊朗队，同样在8强阶段止步。

在国字号球队的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去年雅加达亚运会，U23国足在1/8决赛当中被沙特队淘汰，执行了两年的U23政策还是保护不了这些“温室中的花朵”。而U23国足之后的U21国足，虽然请来荷兰名帅希丁克执教，但从孙继海到沈祥福到希丁克，想靠主教练个人能力把2016年在亚青赛小组赛1平2负的队伍带进东京奥运会，无异于“纸上谈兵”。

事实上中国足球改革目标已经相当明确。2015年经国务院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先后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这份纲领性方案提出了中国足球近期、中期和远期的三大目标。可是4年一个周期过去，“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这一最重量级中期目标看上去还有些遥远，“全社会形成健康的足球文化”的远期目标更是令人难以感到乐观。

在塔基层面，“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因为中超联赛巨大的投入以及市场认可完全达标，但更基层的中乙联赛受经济下行影响，有多位投资人不得不选择告别足球，草根阶层无数发自内心的对足球的热爱，湮没在“资本足球”浪潮当中，“社区足球”任重而道远。

里皮证明中国足球不能靠“神仙”

亚洲杯未能取得好成绩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已经出现。广州恒大俱乐部召开亚洲杯总结会，郑智、郜林、张琳芃3名球员获得“恒大国脚国家队比赛拼搏奖”，冯潇霆则被下放到预备队。

“老板说了算”的管理模式，给广州恒大带来超过半数的国脚，帮助广州恒大奠定了在中国足球历史上的一个王朝，但其“违背足球规律”的弊端同样明显：且不说于汉超因为伤病无法在亚洲杯赛贡献全部力量，张琳芃因累积黄牌无缘1/4决赛与伊朗队比赛，单说冯潇霆的低级失误确实该罚，但超过正常尺度的重罚显然并不令人信服。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广州恒大需要安慰对冯潇霆完全失去信任的里皮——在冯潇霆低级失误出现之后，里皮用“换人”来表达自己的愤怒。里皮执教国足的工资由广州恒大俱乐部代为支付，因此广州恒大与里皮的利益，已经紧密绑在一起。

冯潇霆和里皮，是一连串连锁反应的开端而不是结束，里皮可以随时离开中国足球，但中国足球前进的道路仍然艰难，里皮给中国足球留下的财富有限，有限到完全无法与其2000万欧元的税后年薪相匹配，而里皮的最大贡献，是清楚无误表明中国足球指望“冠军教练”来点石成金的想法“过于乐观”。

在里皮之前，中国男足经历过8任外籍主帅，除上世纪50年代专业体制时代国家队一位匈牙利籍主教练，其余7位国足外教只有米卢一人做到了“快乐下课”。德国人施拉普纳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国足外教，合同期内他未能带队打进1994年美国世界杯，留下“伊尔比德惨案”；随后英国人霍顿于1998年接受中国足协邀请执教国足，但1年后霍顿“跨界”带国奥队冲击2000年悉尼奥运会失败导致下课；霍顿之后是米卢，虽然2002年世界杯国足3战全负1球未进米卢辞职，但带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巨大功劳还是让米卢成为国足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练。米卢的继任者荷兰人阿里汉，2004年8月还带队拿到本土亚洲杯亚军，却偏偏在11月德国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因缺少1个净胜球而惨遭淘汰，无缘10强赛的结果让阿里汉“含冤离任”。

阿里汉后面的3任国足外籍主帅，一任更比一任“糟糕”：福拉多担任国足主帅时要听命于国奥队主教练杜伊，尽管杜伊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中国国家队总教练，但这种交叉管理的后果是满盘皆输；执教过西班牙国家队的卡马乔名气不小，这位名帅被“迅速”请到中国上位，不过典型的“拉郎配”带来的多是“惨案”，0∶8输巴西队还算情有可原，主场1∶5不敌泰国队则直接导致被中国足协辞退；法国人佩兰是个“经济适用型”教练，还没有坚持到打完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40强赛就被中国足协用本土教练高洪波换掉。

所以里皮能够成为国足主教练，并非简单的“国足聘请外教”，而是在业内专家多次探讨“国足为什么不能在重要比赛中完全发挥水平”之后确认的一次带有冒险性质的“试验”：请世界名帅，请世界杯冠军教练——此前里皮在广州恒大执教两年半里所表现出来的教练权威性以及临场调度功力，已经征服了多数中国球迷，而中国足协也不止一次向里皮抛出橄榄枝。

但里皮的结局与中国足球历任外教并无实质性区别，虽然他不止一次强调自己在成绩上已经做到足够好的程度。

“我成为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以后一共带队打了10场正式比赛，12强赛我们打了6场比赛，3胜2平1负（输给伊朗队），亚洲杯我们打了4场比赛，3胜1负（输给韩国队），这样的成绩并不算差。另外热身赛的成绩不能作为参考，因为很多球员无法在热身赛中投入全部精力。”与伊朗队比赛之前，里皮已经总结了执教国足的成绩，他认为自己没有辜负这份职业：“按照我的设想，是希望把更多年轻球员带进国家队，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但是我们都看到了，他们在很多方面还有欠缺，不能达到国家队的要求，所以在正式比赛当中，我们只能相信经验丰富的老队员。”

“任务足球”让“足球”变了味

中国足球水平长期徘徊在亚洲二流，指望国家队一步登天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里皮很清楚中国足球与亚洲先进足球、世界先进足球之间的差距，只是很多时候，他不便于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只能在精神层面反复鼓励这些缺乏天赋的球员。

“几乎每一场比赛前我都要告诉我们的队员，他们是在为14亿人踢球，他们可以在亚洲范围内战胜任何对手，我要让他们拥有自信，让他们在场上充满斗志。”

里皮这句话，在本届亚洲杯上强调了不止一次，“为14亿人踢球”和“自信”，原本应该是不用强调的“国字号基本原则”，但中国足球总有莫名其妙的扭曲能力，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

比如把“中国足球”变得越来越不像“足球”。

本届亚洲杯结束之后，38岁的郑智将近20年的国家队生涯将告一段落——最近一年郑智被问到“国家队生涯”时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国家队需要我，我就义不容辞”，但以冲击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为任务的新一届国家队将有大量1997年龄段球员补充入队，与1991年龄段球员（武磊、颜骏凌）以及1993年龄段球员（石柯）、1995年龄段球员（刘洋、刘奕鸣、韦世豪）搭配阵容框架。事实上除了郑智，冯潇霆、赵旭日、郜林、于汉超、于大宝、张呈栋、肖智等多位30岁以上球员未必再能得到国足新任主帅重用，包括1989年龄段的吴曦、张琳芃，他们当然具备成为球队重要补充力量的能力，但新一届国家队的主角人选，已经到了“应该换人”的阶段。

里皮离任后的国足，人员构成与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以及本届亚洲杯相比将发生巨大变化。按照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规定，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今年9月分8个小组开打，9月、10月和11月一共进行6轮比赛，2020年3月和6月进行余下4场比赛，这意味着，国足在今年3月就要完成重组计划参加“中国杯”的赛事，而新赛季中超也要给新国足留出相应集训时间，以便国足可以在9月开战的40强赛上奠定良好基础。

不过“无人可用”，尤其“没有能力突出球员可用”，是中国足球在今后两个世界杯周期内重返亚洲强队行列的最大障碍。环顾亚洲诸强，日本队、伊朗队、韩国队、沙特队、阿联酋队、卡塔尔队都在本届亚洲杯中锻炼大量年轻球员，以日本队堂安律、韩国队李昇佑为代表的20岁“天才球员”亦没有辜负球队的信任，他们积累的国际比赛经验，足够在下一届的奥运预选赛和世界杯预选赛中大显身手。更何况日韩还储备着一批又一批已经或即将在欧洲联赛立足的年轻球员，这些球员的目标，是把自己和国家队送上国际舞台。

和亚洲足球强国的丰富人才储备相比，中国足球的“特殊培训方式”令人瞠目结舌。据记者了解，中国足协已经基本确定由U25国足集训队组队参加今年3月的“中国杯”赛，而U25集训队最近一条新闻，是上一周球队在欧洲拉练期间的热身赛中，主教练沈祥福与前锋冯伯元发生冲突。因质疑冯伯元在比赛中抵制自己的战术要求，沈祥福冲进场内喝骂冯伯元，虽然两人之间的口角未必会使球队“伤筋动骨”，但这支特殊的U25集训队不出问题才是怪事。

去年10月，这支史无前例的U25集训队在中超联赛尚未结束时便开始集结，山东军训和云南高原拉练让球队从成立的第一天起便处于“心理高压”之下，算上如今的欧洲拉练，这支球队“集体生活”超过了100天，最近8场热身赛1胜2平5负，而在得知这样的集训有可能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球员们的烦躁心态，已然很难用“足球”平复。

“2月3日回国算是放假，就3天时间，然后大年初三就去日本接着集训。”面对这样的时间表，一位集训队球员叹息不断：“现在说什么都没用，看效果吧。”

效果其实可想而知。

2007年为“豪赌奥运”，国奥队在欧洲长时间拉练，情绪急躁的球员与热身赛对手女王公园巡游者队发生斗殴事件，到2008年奥运会参赛前夕，球队的气氛极其糟糕，中国足协只能让本土教练殷铁生前来“救火”，最终的结果是球队在本土奥运会上灰头土脸小组即遭淘汰。

有前车之鉴栩栩如生，却还要一意孤行坚持“长期集训”，“任务足球”不是压垮中国足球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压制中国足球长期不能翻身的一座大山。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只有切实推动“校园足球发展”和“社会足球发展”，才能构筑中国足球腾飞的坚实底座。

“推动足球运动普及。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社会足球加快发展，不断扩大足球人口规模。鼓励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部队和企业组建或联合组建足球队，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足球活动。注重从经费、场地、时间、竞赛、教练指导等方面支持社会足球发展。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发挥各自优势，推进社会足球发展。推动社会足球与职业足球互促共进。通过社会足球人口不断增加、水平不断提高，为职业足球发展奠定扎实的群众基础和人才基础。通过加快发展职业足球，促进社会足球的普及和提高”，《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关于社会足球的描述，在欧美足球发达国家已然根植于社会文化和教育体系，但在中国，足球还不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更像是需要完成“足球振兴”任务的工具。

足球改革发展这本好经被念歪了

U25集训队的任务，是冲击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U21集训队的任务，是冲击2020年东京奥运会——希丁克会是下一个“里皮”么？

今年3月，东京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比赛将开打，这也是2020年U23亚锦赛的预选赛，希丁克要带队通过东亚区小组赛，才有机会参加明年1月的决赛阶段比赛。按照目前U21球队排名，进入“死亡之组”是大概率事件，更何况东道主日本队也要根据亚锦赛参加预选赛（如果进入前三则排名最高球队递补），以目前这支U21球队实力，想争夺奥运门票（除东道主日本外仅有3个名额）难度极大。

“世界杯出线”和“奥运会出线”这两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点中了中国“任务足球”的死穴，中国足球多年来在这两项任务面前痛苦不堪，然而却从来无法拿出正确的应对方案。

事实上两年前中国足协请里皮执教国家队时，做好了“体系建设”的准备——在那套方案当中，里皮带队的任务并非只是征战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而是需要里皮负责统筹国字号各年龄段球队的建设。

比如按照里皮的提议组织国家二队，让里皮的助手掌管U23国家队，而从实战效果分析，从U23国家队到国家二队再到国家队，里皮给出了“国家队体系化”的建议。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关方面的人事变动对国家队建设的思路产生影响，各年龄段国字号球队之间的联系不再像预期中一样紧密。

因此当里皮离开国足，中国足球看上去还是在原地踏步，和4年前相差不大。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国足或许还能盼来“捷径”。目前国际足联正在积极推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扩军事宜——按照原定计划，2026年世界杯（美、加、墨三国联办）参赛球队将由32支增加到48支，亚洲将有8支球队入围决赛圈——由于近年来足球在全球范围内对青少年的影响力有下降趋势，相对稳定成熟的足球产业开始面临新兴产业的挑战与冲击，比如回报速度更快、回报效益更高的电竞产业，因此国际足联希望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便完成扩军，以争取更多的赞助商以及更广阔的市场效应。

一旦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确定扩军，国足进军世界杯之路将变得相对宽敞：国足实战能力在亚洲球队中属于第二档次，进入亚洲前8争取一张世界杯决赛圈门票难度不算太大。虽然“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成就感与满足感会因此有所下降，但中国足球多年来一直奉行“任务足球”宗旨，“社会足球”的概念尚未深入人心，足球运动的“社区化”与“生活化”也只被少数地区和少数人群所接纳和贯彻，“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本身就能带动巨大的“眼球经济”，或许也有助于中国足球的良性发展。

可是“进入世界杯”之后又能如何？中国足球的振兴也绝不是在世界杯决赛圈“潇洒走一回”就能实现。

以2002年国足打进日韩世界杯为例，球迷和媒体发自内心的狂欢只持续了短暂时间，假球、黑哨、赌博，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陆续出现，从顶级联赛蔓延到业余联赛，吞噬了中国足球的所有体系，到2009年中国足球反腐扫黑，在证据面前，人们才开始反思，没有根基的“一飞冲天”不能带来中国足球的真正进步。

所以本届亚洲杯之后，东京奥运会预选赛和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之前，中国足球还要迎来更多的行政指令和改革措施，只是对于最基础的“观念”和“理论”，以及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真正理解，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国字号球队重新成为亚洲强队的步伐。

而切实可行的足球改革措施，还要从管理者自身的改革做起——国家体育总局的指令要求，如何与需要去行政化的中国足协相协调，中国足协优秀管理人员如何人尽其用，中国足协与地方协会之间如何通过配合与支持搭建合理体系，将直接影响到中国足球改革进程。而做好服务工作，让“足球”回归“足球”，让“足球”成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对学生身心有益的校园教育组成部分，才是国字号球队能够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的先决条件。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是本好经，4年的时间过去，现在可以逐一对照当初的规划进行对比，得失一目了然。

在中国足球继续改革发展的道路上，不要把好经念歪，才能不再浪费中国足球的宝贵时间。

本报北京1月28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郭剑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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