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31日，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经85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投票，北京以44∶40击败对手阿拉木图，赢得2022年第24届冬奥会的举办权。但无论是此前的申办或此后的筹办阶段，提到冬奥会，京张冬奥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都会强调两个字——“常态”。

陈剑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成人礼”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政治奥运，“为树立国家形象、提升民族自信，举国之力不惜投入重金，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但当中国人再迎接一次冬季奥运会时，应有符合时代要求的“冬奥思维”，“即需要以平常心举办一届常态的奥运会，若如此，将会进一步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影响，并推进中国社会整体进步”。

“常态”二字，在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看来，体现在不同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不要当成‘运动’来办”，而应以“冬奥思维”从政府和市场寻求改变。“现在和2001年申办北京奥运会时，我国的经济和城市建设等都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能延续大操大办，要在硬件建设上执行节俭原则。如城市建设除了京张高铁外，并不需要更多的大型投入，而部分体育设施建设也可以纳入十三五计划中，力争成为常态化，并非为一届奥运会而服务。反之，要把更多的投入放到软件及活件上，增强教育、环境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培养，这是国际奥委会希望的”。

而与8年前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当时有些一味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参与度还不够，现在冬奥会的带动效应应当更加深入，实现从了解到参与的变化。毕竟，办好冬奥会，不仅是硬件投入的问题，而是人才的问题，对于大众来讲，是对体育提高认识的问题，强调体育在健康生活方式中所占比重的问题。”魏纪中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时表示，奥运遗产可分作硬件遗产、软件遗产和活件遗产，“硬件会变质，软件需要如互联网+等新技术更新介入，而最关键的恰是活件，即人，既包括人才储备也包括消费群体的建立。”因此，在魏纪中眼中，2020年冬奥会最大的遗产已经出现，“就是在3亿人上冰雪的号召下，现在出现的冰雪热。有了人，就有了需求，供给方面自然得跟上”。

但偌大的市场，仅以政府之力很难盘活。“尽可能用市场化手段，利用社会力量举办冬奥会”是陈剑给出的建议，他曾撰文表示，“运用市场化手段，实际是让更多的私人企业，在遵守国际奥委会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前提下，通过市场开发提升其影响力，进而达到合作共赢，而不是让更多的国有企业参与奥运会的市场开发，因后者往往并不遵循市场开发原则，遵循的是政府的旨意。”社会力量亦是同理，“更多的是利用民间性社会组织参与奥运会的举办，而不是官办的社会组织。”但陈剑也强调，想举办一届“常态”的冬奥会，政府主导作用不可缺失，只是政府主导，不代表大包大揽，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资金使用而言，实质是政府的钱，也是纳税人的税收，如何慎花和少花就是“常态”思维的一种表现。

但从市场层面，魏纪中注意到一个现象，随着滑雪爱好者越来越多，张家口的部分雪场出现了“设备水平没提升，价格却提升了”的现象，这种趁势涨价的表现，在魏纪中看来“等于自杀”，“令自身城市形象受到损坏的同时，更受损的是中国老百姓。”而这样的现象，正是市场缺乏“常态化”思维的结果，“不仅需要分析客户、了解客户群的需求，抓住特点，更要考虑产业的可持续性，毕竟将来的冬季运动产业还有较大空间”。

可无论是中国冬季产业的问题抑或冬季文化传播的困境，在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易剑东看来，都不要奢望通过一次冬奥会解决，“要把冬奥会作为推进器，动员社会各界关注及参与冬季运动，而并非解决问题的工具。”此外，作为一届“常态”的奥运会，易剑东建议，还应关注到如何照顾好利益相关者且让全民能从中受益，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经提到‘只有青少年参与体育我们才会有今后的运动员，只有青少年从体育中了解到其特殊价值，我们才会有持续不断的运动员。’在我看来，中国不把青少年教育体制中唯成绩论、唯升学率论的枷锁打破，中国冬季运动很难持续产生大量的冰雪运动人口。因此，把青少年作为今后若干年冬季运动发展的重要对象，是常态冬奥会的应有之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不是临时被逼出来表演的青少年，而是他们自然而然呈现出的冬季生活状态。因为青少年的蓬勃、群体的庞大才能向国际奥委会展现冬奥会为中国带来的切实、无与伦比的效益”。记者 梁璇 《 中国青年报 》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