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８日体育专电 题：从“姚明１元索赔案”说说男篮产业管理四大短板（上）

付政浩

或许若干年后，再回首审视２０１６年的这届男篮集训队时，世人并不会觉得有任何奇特之处。但对于早已习惯了男篮在３月中旬就集结完毕的你我而言，在奥运年的４月中旬有大批国手仍未归队无疑是个奇观。考虑到今年的集训名单很人性化地分为三批，并且对周琦、王哲林等人没有强制设置报到日期，这无疑算得上是男篮管理层面的一种进步。

但中国男篮国家队方方面面的进步都略显“龟速”。特别是从产业化可持续管理角度而言，男篮在基础性保障与风险防控体系、商业赛场次限制、队员无形资产分红、战绩激励机制这四大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如２００３年，姚明因为肖像权以“１元索赔”可口可乐，就是这其中一个明显的例证。

如果这四大短板不能及早补强，未来中国男篮和ＣＢＡ联赛很可能会走向利益对立面。

短板一：男篮基础性保障与风险防控体系脆弱

男篮基础性保障与风险防控体系可以分为基础性保障成本和风险防控体系两大类。在这其中，男篮的基础性保障成本往往转嫁给ＣＢＡ各队，而风险防控体系则十分脆弱，一旦有球员受伤，购买的保险额度压根不足以弥补球员和球队的损失。

男篮基础性保障成本主要是球员集训期间产生的经济成本，比如往返差旅费、医疗费、意外伤害保险费、食宿费等。自ＣＢＡ成立以来的２１年间，这些成本大多数时间都是由ＣＢＡ各队承担其中的一大部分。在２００６年之前，篮管中心每次下发的男篮集训通知的最后一部分总会注明：“运动员往返交通费、医疗费以及在训期间意外伤害保险费由所在单位负担，篮球中心负担全体人员食宿费以及教练组往返交通费。”

在很多人看来，这无疑是份不公平条款。国家队不仅免费征用各队球员，还居然要求各队为球员支付这期间的费用，这无疑是一种成本转嫁。而国家队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把绝大多数成本都转嫁给ＣＢＡ各队，固然是因为当时中国男篮的商务开发水准低下、营收总额有限，但也与当时的体育价值观有关。毕竟当时能向国家队输送人才也属于地方体育局的一种政绩，各队都争先恐后想把自己的镇队之宝塞进国家队，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殊荣。至于在球员成为国字号后需要为其缴纳一笔费用，谁又会真正介怀呢？

２００６年后，男篮商务营收持续上涨，篮管中心也随之做出调整：“集训人员往返差旅费和医疗费由所在单位支付，其余费用由篮球中心负担。”

进入２０１１年，特别是近两年中国男篮连续签下一汽等知名赞助商后，男篮集训通知则进一步做出调整：“参加集训球员的往返差旅费、食宿、医疗保险以及意外伤害保险费等由篮球中心负责。”当然，只有男、女篮成年国家队做到了这一点，而在各个级别的国青队中，俱乐部仍需为自家的球员支付差旅费和医疗保险等。

而在风险防控体系方面，男篮现行的体育风险防控体系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主体是体育总局缴纳的中华体育基金保险，此外还有是ＣＢＡ各队（最近两年则是篮管中心）的自选商业保险以及赛事组委会提供的意外伤害保险。

据调查，赛事组委会提供的意外伤害保险额度主要与比赛举办地的经济条件和法律规定、选手参赛的具体项目等有关。换言之，这个数额并不确定，且获取时手续烦琐。而ＣＢＡ各队（最近两年则由篮管中心负责购买保险）为节约成本，他们为球员购买的意外伤害险往往都是最低额度保单，并且除了这份意外伤害险外，他们再未为球员购买其他任何商业保险。这也意味着球员一旦不幸遭遇重大伤病，球员理赔只能是规定的最低额度。

在职业化的风潮下，硬性规定的中华体育基金保险，则显得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第１５条规定：“（中华体育基金）保险待遇标准分为十二级，特等为３０万元。”当出现重大的体育伤残时，运动员却只能获得最高额度仅３０万的赔偿。

众所周知，ＣＢＡ的人才培养成本在急剧上升，而与此同时，男篮的风险防控体系却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有力保障，试问那些俱乐部又怎么想？从这个意义出发，２０１５年夏，辽宁男篮的韩德君、贺天举等人在国家队期间坚称有伤不能训练的做法乍一看固然令人恼怒，但考虑到深层次的风险防控问题，只需稍稍换位思考，俱乐部和球员的苦衷和担心也值得体谅。

相比之下，ＮＢＡ在风险防控体系方面明显做得更到位。在ＮＢＡ，各种各样的商业保险已经成为球员和球队的坚实后盾。从ＮＢＡ各队、美国男篮梦之队到球员自己，各方都不吝重金购买保险。尤其是一些巨星，还会对自己身体的关键部位进行重金投保，比如科比的手指、勒布朗的膝盖和背部、杜兰特和罗斯的脚踝等。一经对比，ＣＢＡ和中国男篮无疑还相差甚远，急需迎头追赶。

短板二：男篮商业赛的场次过多

对于球星而言，在征战一个漫长的赛季后，他们早已身心俱疲，之所以选择勉力为国出战，主要是出于一份责任感和爱国心。但如果此时他们发现球队安排自己打的多是一些水准极差、胡拼乱凑的商业赛，可想而知，这些球星内心会何其恼火！

本以为是为国家荣誉而战，但没想到却沦为了赚钱工具，这不仅会让国手们在比赛中积极性大减，而且会严重影响此后国家队的召唤力。所以，很多西方的国家队会限制商业赛的场次，即使一定要增加热身赛场次，他们也多选择打那种关起门来的对抗教学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男篮即使出高价也很难请来正牌的国家队的缘故，因为国外的那些顶级球队压根不会为了钱来和一支水准明显低于自己的球队交手，而看在钱的份上来的那些则多半是一些生拼硬凑的“国家队”。

在这方面，梦之队无疑是个好榜样。自从１９９２年组建梦一队以来，历届梦之队在设置热身赛时往往会参考球员意见，甚至必要时还会和一些大牌签署约定，即约定安排的纯商业表演会不会多于５场、每场和球员的分红比例不低于某个数字，并且比赛的赞助品牌不会与球星的赞助品牌冲突（一旦冲突，必须为球星设计品牌冲突规避预案，比如１９９２年乔丹、巴克利等耐克签约球星用美国国旗遮住了颁奖服装上的商标，这一方法也多为后世所沿用）。

和国外球队相比，中国男篮在商业赛方面的做法令人汗颜，他们安排的商业赛事不仅场次密集、水准低下，而且球员几乎没有任何分红。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７年，为了备战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男篮当夏安排了３０场热身赛，其中有１５场属于在全国各地巡回的商业赛；２０１０年夏天，中国男篮打了２５场热身赛，其中１２场属于商业赛；２０１２年相对较少，但也有２０场热身赛，其中８场属于商业赛。

长期让球员打这种水平低下的商业赛，不仅无助球队战斗力提升，也会挫伤球员的积极性和荣誉感。以姚明为例，在逐渐融入到ＮＢＡ文化后，他曾专门和篮管中心的领导进行沟通，提出每年最多只参加三场类似的商业赛，而且如果不提前通知自己，将拒绝出席任何临时安排的商业活动。

２００５年中国篮协在《中国国家篮球队运动员商业权利管理办法》中第十四条明文规定：“作为国家队队员，现役运动员必须参加中国篮协安排的国家队商业性赛事（每年不超过１５场）和由三名（含）以上国家队球员出席的赞助商推广活动（每年不超过５次），并有义务无偿参加中国篮协和国家队的公益性活动及宣传推广活动。”

姚明认为，国家队比赛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事关国家荣誉。国家队的管理重点是球员选择，教练选择，特别是比赛对手的选择，以及球员、教练的医疗保障以及其他的各项保障。相对于这些，国家队的商业开发应当放在次要位置，甚至应当尽可能去商业化。

近年来，ＣＢＡ本土球员个性也越来越突出。如果不能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平衡密集的商业赛事和被伤害的球员感情这之间的矛盾，那么未来只会有越来越多的球员对中国男篮说不。（未完待续）

从“姚明1元索赔案”说说男篮产业管理四大短板（下）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