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足壇本年度第3次轉會窗口期於北京時間9月30日24點正式關閉。和此前兩次“開窗”情況大體相當,部分中超俱樂部雖借此之機為接下來第二階段中超聯賽競爭“找補”人力資源,但類似當年胡爾克、奧斯卡、卡拉斯科這樣的重磅轉會案例依然沒有復現。與其說中國足協推出的“球員限價、限薪”調控政策不可抗力,倒不如說各俱樂部在足球經濟受疫情等因素影響步入下行軌道后,投資明顯趨於收緊。
受疫情影響,全球足壇各項活動,包括各國(地區)職業聯賽的賽程、賽制都發生了較大變化,中超也不例外。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協助俱樂部緩解因疫情產生的危機,幫助他們在困難時期盡可能以充足的人力資源應對密集的聯賽、杯賽、亞冠賽程,中國足協特別“增開”了本月的球員轉會窗口期。
包括建業租借由中赫國安剛剛引進的中后衛舒尼奇、申花引進厄瓜多爾國腳博拉尼奧斯在內,多筆中超俱樂部球員交易“壓哨”完成。
為何增開此次轉會窗?
中國足協增開此次轉會窗口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超聯賽受疫情影響,賽程、賽制發生了較大變化。賽程壓縮后,中超聯賽兩階段賽事的密度空前,傷病情況此起彼伏。比如申花的金信煜、中赫國安的奧古斯托、上港的奧斯卡都曾因傷缺席多場比賽。
此外,多名來自歐洲的國腳級外援在中超首階段結束前后,紛紛返回各自國內參加歐國聯及歐洲杯預選賽等賽事。在這種情況下,部分俱樂部的引援工作顯得比較被動。如已經落入保級組的廣州富力隊就相繼“失去”頭號射手扎哈維及其以色列國家隊隊友薩巴。而申花隊的沙拉維、大連人的哈姆西克等外援相繼離開中超賽區后,一去不返幾成定局。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各俱樂部是買還是租,就需要根據自身訴求或競爭目標來設計對應的策略。
有多少俱樂部補充新援?
已知信息顯示,上海上港、北京中赫國安、上海申花、大連人、深圳佳兆業、廣州富力、河南建業、天津泰達、武漢卓爾、青島黃海等至少10家俱樂部都利用本次窗口期補充新援。
相對來說,躋身第二階段爭冠組的俱樂部引援動作“少而精”。如上港僅補充了澳大利亞國腳后腰穆伊,申花先后補充了馬丁內斯、博拉尼奧斯。由此不難看出,那些有意願沖擊冠軍、亞冠參賽資格或者本來就具備相應實力的“上游”俱樂部因對具體競爭目標早有規劃,人員配置總體來說較齊整,調整空間不大。衛冕冠軍恆大俱樂部在轉會市場上仍“按兵不動”,畢竟無論在本土球員(含入籍球員)及外援儲備方面,他們都明顯優於其他大部分俱樂部。這點從俱樂部在國腳射手韋世豪傷愈后仍安排他專心休養就不難看出。
從轉會榜情況看,引援動作更多集中在保級組球隊當中。由於受疫情影響,中超俱樂部今年在引援工作方面遇到了許多現實困難,比如來自人員出入境規定及國際旅行條件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下,中超各俱樂部之間球員轉會,特別是出租類交易顯得異常活躍。比如,在引進穆伊的同時,上港將功勛后腰艾哈邁多夫“讓”給同組墊底球隊天津泰達。而富力俱樂部則分別從魯能、當代、亞泰引進高中鋒宋文杰、攻擊手阿德裡安、前鋒日夫科維奇。中赫國安俱樂部受奧古斯托受傷等因素影響,在舒尼奇尚未到隊合練的情況下,直接將其租給另一支保級困難戶建業隊。而人力儲備豐富的魯能隊還將趙劍非、劉超陽租給“保級組”成員之一的升班馬永昌。
引進外援價格如何?
和年初轉會市場開放情況一樣,此次窗口期內加盟中超俱樂部的外援並沒有類似胡爾克、哈姆西克這樣的重磅強援,大連人的雅伊爾森、申花的博拉尼奧斯、泰達的蘇亞雷斯、上港的穆伊等人實力不俗,也大多來自國際足壇主流職業聯賽俱樂部,但他們的轉會身價和年初加盟上港的洛佩斯一樣,至多不超過550萬歐元。
除為數不多幾個身價達幾百萬歐元的球員外,各俱樂部在本次“開窗”期間引進的絕大多數新援價格都較低廉。比如剛剛加盟中赫國安就被出租的舒尼奇,據稱轉會身價還不足50萬歐元。加盟深圳佳兆業的伊朗國腳普拉利甘吉此前公開身價為95萬歐元,那麼佳兆業引進他應該也不會出現明顯“溢價”。
中超球員交易發生變化也從側面反映出,在特殊時期裡,俱樂部既要全力以赴“爭冠或保級”,同時也要理性面對疫情給各家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從而在引援方面謹慎消費,甚至將引援成本壓縮到最低值。正如一家保級組俱樂部的老總所言,“沒錯,我們就是要省錢。我們必須保証球員租借的性價比”。
2018賽季中超落幕后,中國足協曾在上海會議上推出各類有關打擊職業聯賽非理性消費的調控措施,“球員薪資帽、俱樂部投入帽、中外球員限薪令”應運而生。而時隔近兩年,各俱樂部在執行相關規則上已非“被動”。在今年幾次中超俱樂部聯席會議上,多家俱樂部代表結合國際足聯有關疫情期間職業俱樂部球員降薪的建議,也發出了類似呼吁。有關職業聯賽“降薪、減負”的工作,似乎由當初行業管理部門“自上而下”強推,轉為俱樂部“自下而上”主動配合。
各俱樂部節約投入成本並不能被狹隘地歸結為“省錢”。部分俱樂部將剩余力量出租給其他有需要的俱樂部,一方面為本俱樂部減負,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在這個特殊賽季裡拉動國內轉會市場“內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