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何老

德高望重的國際奧林匹克運動領導人、畢生為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做出卓越奉獻的何振梁先生因病過世。盡管對此噩耗早有心理准備，知道他很長時間通過透析等手段與病魔斗爭，但都無法抑制此刻悲痛的心情。我作為一名普普通通、從事體育新聞工作三十多年的記者，回想起與老何多次接觸，他的音容笑貌猶在眼前。許多媒體朋友打電話來，要我回憶老何生前對體育事業的貢獻和事跡，這哪裡是一篇文章所能容納的！

一、傳播和踐行奧林匹克理念

奧林匹克運動的本質是什麼？相信直到今天，很多人也不甚了了，包括我自己，自以為一直在用筆墨宣傳報道奧林匹克運動，其實還有諸多誤讀。對於地處東方的中國來說，源自西方的奧林匹克運動，無論古代的還是現代的，大多被認為是體育比賽的另一種叫法。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復興后，最初的年代裡曾經是中華民族備受屈辱，留下了零蛋和病夫的恥笑。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內與國際奧委會分道揚鑣，也讓國人對這個組織毫無好感。恢復合法席位后，中國啟動改革開放，改變“落后就要挨打”的急切心情激勵體育界用競技體育成就樹立自己的國際形象。直到1984年中國運動員在洛杉磯實現奧運會金牌零的突破后，隨著奧運奪金勢頭和實力越來越強，奧林匹克更被簡單理解為競技體育最高層次的發展戰略。這是時代的必然和局限。

老何以自己多年與國際奧委會同事交往的心得，逐步深化對奧林匹克運動的認識和理解，后來，薩馬蘭奇主席邀請他主持國際奧委會文化委員會的工作。他利用多種場合和機會，經常向人們闡釋奧林匹克運動文化教育的本質屬性，指出沒有文化的體育隻能是野蠻的體育。在中國體育界，他很早就提出淡化金牌意識。

老何是非常認真的。我曾先后到他在北京八面槽和法華寺的家中訪談。長輩的熱情和謙遜讓我感到面前是一位老師。說話不緊不慢，但很注意選擇最能表達本意又最容易讓聽者理解的用詞。譬如，關於參與與取勝同樣重要，有各種版本的譯文，有的還譯為參與比取勝更重要。老何講到這裡，起身從書櫃中翻書，一點不馬虎。

他曾經多次在奧運會頒獎儀式上親手為中國運動員挂上獎牌，真誠表示祝賀，也多次在演講和論壇上強調弘揚奧林匹克運動要重視對年輕人思想文化的教育功能。我以為，這在老一輩體育工作者當中並非多見。

二、搞體育要交農民朋友

奧林匹克運動與農民有關系嗎？既然奧林匹克運動是全民的，是社會的，在中國，當然應當將農民這個規模最大的社會群體涵蓋其中。老何曾經擔任中國農民體育協會副主席長達10年之久，后來擔任顧問。每年農民體協的年會，他都要到會發言。他說，中國農村從沿海到內地，經濟與文化的條件相差很大，因地制宜、分類指導應是農民體協組織農村開展體育活動的原則。中國是全世界唯一舉辦全國農民運動會的國家，農運會的宗旨是團結、進步、文明、小康。金牌的價值在於體現戰勝自然和超越自我。參與應當是全力拚搏的參與。中華民族有這種精神，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農民有這種精神，才能徹底擺脫幾千年小農經濟帶來的精神枷鎖。農運會要改革，要發展，要辦得更好。

記得1997年的農民體協年會，他提出疑問──體育要從福利型向消費型轉化，盡管這是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但是到底符合不符合我國實際情況？老何說，不同的提法都要從中國的國情和九億農民的實際出發，如果在廣大農民中行不通，這樣的提法本身就有問題。

他指出，我國農民有富裕的、不太富裕的和過得去的，也有溫飽尚未解決的。體育完全變成消費，不知在農民體育的開展中究竟有多大現實可能性，何況體育本身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他主張堅持國家辦、社會辦、個人適當投入的方向，既不能完全搞成福利型，也不應都是消費型。他非常贊同設立農民體育基金的辦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國家持續不斷投入，積極爭取社會支持，逐步增加個人投入，但絕不能增加農民負擔。

我以為，像老何這樣身居體育界心裡有農民，在老一輩體育工作者當中非常罕見。

三、大局意識無處不在

由於體制關系，位居國際奧委會高層，也必須按國內的規矩辦事。老何從國家體委副主任崗位上退休后，參加國際奧委會會議和其他活動，凡出國，必須經體委相關部門審批，且每年有天數和次數的額度限制。這自然帶來諸多不便和國際組織的不解。

體育必須服從於大局，服務於大局。長年在體育界擔任領導職務，工作接觸高層和全局性事務，不同意見和磕磕碰碰總會發生，既要團結周圍同事，又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其實並不容易把握。老何能在國際體壇政治斗爭中機智勇敢地處理難題，捍衛國家利益，但也遇到過自己無法理解的非常情況和事件。2009年，一位原國家體育總局負責人在著書中提到了老何，事關中國與國際奧委會關系。老何看到書中對自己的指責，尤其感到不能讓不符合真相的內容如此流傳。他很少這樣動怒，決意召開新聞發布會以正視聽。

我從沒見過老何這麼憤怒，但兩位體育高官打起口水仗，顯然於事無益。於是，建議老何借參加公開活動的機會約請幾位記者，隻對書中涉及的事情講明真實情況，為大家提供判斷正誤的依據，不做可能引發矛盾加劇的回擊。老何接受了這個意見，不久，在不大的范圍中平靜地向記者們介紹了真相。已經80歲高齡的老人能夠這樣面對他人的指責，體現了自身的素質和涵養。我以為，這在中國體育高層官員當中，也不多見。

老何走了。我的案頭放著老何的贈書，封面上是他慈祥的微笑，扉頁上是他的親筆簽名。2012年，我編纂的一本《馬拉鬆的魅力》，想請老何題寫書名，又擔心他的病體。老何欣然接受，仔仔細細地寫下了書名的六個字，完全看不出是一位83歲的老人病中之筆。

看著這書，這字，想著老何留給大家的太多太多，敬意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