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國際頂級賽事落戶中國三線城市的啟示

今晚，如劉翔的退役儀式一般，蘇迪曼杯決賽上演的也是早已預料到的結局。3︰0，面對首次打進決賽的日本隊，林丹的最后一拍，把創造歷史的機會再次留給中國——自1995年首奪蘇迪曼杯后，這是中國隊第十次捧杯，也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六連冠。

“我了解球迷的心態，希望我們贏，但也有人希望我們輸，希望蘇杯能有新的冠軍。但好在這都是對羽毛球的關心。”李永波的話，道出了中國隊在蘇杯甚至羽毛球世界中因強大帶來的些許尷尬，它像個劇透者，在帶來精彩的同時，也削減了體育比賽中最具觀賞性的“不確定”。

而在本屆蘇杯，林丹與諶龍誰是“頭號男單”，算得上是一個僅存的“不確定”，“今天能否上場？”是林丹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這讓“超級丹”感到“東莞這10天，很難熬”。可這10天，由於以他為代表的頂級運動員出場，被蘇迪曼杯羽毛球賽“侵佔”的東莞籃球中心每天都能引來大批觀眾，而兩年前吉隆坡蘇迪曼杯的現場，萬人場館內僅有數百人助威。

蘇杯選擇東莞還是東莞選擇蘇杯

12年，中國隊已經習慣了捧起蘇迪曼杯時那沉甸甸的分量，但在每次捧杯時，身后城市裡的車水馬龍都不一樣。從荷蘭埃因霍溫、英國格拉斯哥和馬來西亞吉隆坡，羽毛球被這項賽事載著跨海越洋，然后一次次輾轉在中國的土地上，北京、廣州、青島，這一次是珠江口東岸的東莞。

這是蘇迪曼杯第一次在中國地級市舉辦，也是東莞首次獨立承辦國際重要體育賽事。在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體育產業分會副秘書長劉清早看來，“這對雙方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劉清早所說的“雙方”，其實更多地是指觀賞性不及其他職業體育項目的羽毛球項目及東莞這樣具有一定體育底蘊的三線城市，“羽毛球在國內普及度很高，但在觀賞性上有自身缺陷，因此，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舉辦這樣的比賽，關注度可能不如三線城市高，產生的效應也沒那麼突出。”

蘇迪曼杯賽時，國際羽聯主席拉爾森曾表示，“選擇東莞，看上的是這裡的羽毛球氛圍。”對此，東莞體育局局長彭啟堯表示，“事實上，在向國際羽聯提出申請之前，我們已經請專家對東莞對外營業的羽毛球館、交通和酒店等方面作出過綜合評定。”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透露，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的數據顯示，東莞全市擁有1535片羽毛球場，每周打羽毛球兩次以上的人群在5萬以上，喜歡羽毛球運動的人預計有50萬左右，“同時，很多市裡、鎮裡的機關單位、工廠企業和學校等，都有面向不同人群的羽毛球賽。”

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位於廣州與深圳中間的東莞吸引眾多企業競相落地，“世界工廠”的名聲背后，是人來人往間硬生生發展起來的城市建設與服務業。“目前，全市有57個有固定座位的體育館，服務設施上，87間酒店是星級酒店，其中有22家五星級酒店，具備大型賽事上對外接待服務的條件。”彭啟堯表示，此外，作為2010年廣州亞運會的舉重分賽場以及中國羽毛球超級聯賽等多項全國性羽毛球賽事的舉辦地，東莞並不乏舉辦體育大賽的經驗，“況且，我們還是兩支CBA球隊的主場。”

體育“品牌”延展性惠及青少年

“全球每10雙耐克鞋便有一雙產自東莞。”作為“世界工廠”，許多知名運動品牌與這座城市結下了特殊的親密關系，從這句話便可知，對體育的認同已在這種氛圍中成為不少東莞人潛藏的基因。但讓這座城市真正被體育浸潤的，是發軔於此的體育名片，一句話讓東莞人引以為豪：“廣東宏遠，10年8冠。”

20年前的宏遠工業區，現已更名宏遠社區。在東莞運河旁，原來的供水廠外牆被貼上了黑色牆磚，紅黃相間的俱樂部虎頭標志被挂在樓的最高處，金色與黑色相間的內飾彰顯著樓裡人“霸主”的雄心。胡志強站在敞著玻璃窗的三樓俯瞰球場，一群年輕的選手在澳洲教練的帶領下練習投籃，他們舉目可及的是易建聯、朱芳雨等明星球員的巨幅海報。而胡志強身后，則是一面挂滿照片的牆，照片從斑駁到鮮艷，講述著隊伍自1994年征戰乙級聯賽至今的故事，尤納斯、積臣、易建聯等人的臉清晰可辨。

作為廣東宏遠籃球俱樂部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胡志強在中國青年報記者獨家探營時表示，雖然處在一個競爭激烈的時代，但22年經營的結果，使得宏遠有一批和品牌一起成長的人。如今，球隊的訓練場不再是原來“一片光禿禿的操場，地上刷了漆，后來搭上鐵棚，沒有空調”，而球市也從當年的幾百人變為如今號稱“CBA第一館”、擁有1.6萬個座位的東莞籃球中心。但一直沒變的是宏遠的根基，“我們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得益於二三線隊伍，現在二線在廣州，三線在東莞體校。”作為品牌生命力的延展，能加入青訓的孩子年齡層已不斷降低，“通常球員進來就13歲左右，要到約20歲才能進入一線，所以，一個一線球員必須要經歷7年以上的培養，青訓投入非常大。”

對於大部分孩子而言，專業的體育路越來越像一座獨木橋，他們身體裡對體育認同的方向也在悄悄變化。李永波羽毛球學校在本屆蘇杯期間成為外媒探訪的焦點，今天中國隊奪冠后，小將唐淵渟的照片也挂上了教學樓外布滿中國羽毛球世界冠軍照片的灰牆。雖然有廣東世紀城羽毛球俱樂部的功能布局，但從全國20多個省市前來練習羽毛球的孩子，並非都把成為世界冠軍作為目的，不少人僅僅是在興趣的驅動下想掌握一技之長，學校招生辦主任羅穎新表示，“少數特別拔尖的孩子會進入專業隊或俱樂部，大學的高水平運動隊是畢業生的主要去向。”他並不擔心招生上的困難，尤其在東莞，羽毛球的普及度及受歡迎程度讓學生具備不少升學甚至就業上的優勢，“很多高校會設立羽毛球高水平運動隊，社會上的群眾比賽也很多，項目受歡迎，他們以后展現的平台也很大。”

三線城市與國際大賽的緣分

不少成型的體育“品牌”不斷開發著項目，讓品牌持續發揮效應，這是東莞打造“運動城”一以貫之的方式。蘇迪曼杯在彭啟堯眼中又是一個新的機會，“要想比賽產生更好的效果，政府、團體要起作用，比如體育行政部門要用好這次比賽，是不是能在群眾中已成型的賽事基礎上建立全市的羽毛球聯賽，邀請各鎮、街道參與，把項目的推動面擴大？”

彭啟堯的“計劃”依托於蘇迪曼杯帶來的眼球效應。在蘇迪曼杯開賽前一周，便有媒體報道“門票銷售逾400萬元，決賽門票已售罄”。雖然決賽上座率並不及預期火爆，但包括小組賽在內，本屆蘇杯每場比賽的看台也難有大面積空缺。昨晚的半決賽，日本隊與韓國隊苦戰5小時直至深夜，但聚光燈外的看台上觀眾數量並無明顯減少，這在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的同類賽事中也並不多見。

“有一定經濟實力，有一大批項目的愛好者，且不常舉行頂級國際賽事。”在劉清早看來，東莞這樣的三線城市具有的空間，能讓賽事與城市在關注度上都有較大收益，“大城市有群眾基礎，但賽事的選擇性也多，所以像蘇杯這樣的大賽，在大城市舉辦的影響力不及在三四線城市舉辦更有成效。”而對於亟待轉變形象的東莞而言，“具有正能量的國際體育大賽，更有助於發揮經濟與社會效益。”

但體育賽事通常是一次性的社會事件，劉清早發現，國內不少城市在辦賽熱情驟增的同時也具有盲目性，“有些城市辦‘國際’比賽過濫過多。”在他看來，體育賽事具備競賽、政治、經濟、文化和娛樂的功能，“但很多比賽隻注重競賽功能。一項體育賽事，政府不應該是發起者，而應是決策者。體育部門或專業的賽事公司應當對比賽進行賽前的評估與深度策劃，交由政府拍板，並在賽后同樣進行評估，對比后產生經驗，這才是正常的流程。但現在很多比賽是領導拍腦袋要辦，然后體育部門去拉標語、送門票、安排交通，這樣的辦賽方式，很容易造成資源的浪費，畢竟舉辦體育比賽具有很多風險，而為預防各種風險所需要的成本很高。”在劉清早看來，國際賽事對於二三線城市或許是個機遇，但需擁有正確的辦賽理念，至少“中國不計成本辦賽的時代應該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