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育偶像起落的背后

在寧澤濤之前，中國短距離游泳並非沒有過歷史性的突破。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21歲的中國選手蔣丞稷攪動著寒涼的池水，奇跡般地殺入奧運會50米自由泳和100米蝶泳的兩項決賽，當時，與蔣丞稷同場競爭的包括一代名將波波夫。蔣丞稷最終位列第四，沒能拿到獎牌，但他當時留下的那句話卻讓人念念不忘：“我要讓波波夫知道我，一個來自中國的選手的沖擊。”

19年后，喀山游泳世錦賽賽場，波波夫以俄羅斯泳協副主席的身份，為22歲的中國選手寧澤濤頒發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這個有些命運色彩的“回響”讓寧澤濤激動不已，“他是我的偶像，我小時候自由泳動作就是學的波波夫。”

這一幕，被視作中國游泳隊在本屆游泳世錦賽上最令人遐想的一幕。用體育營銷專家張慶的話來說：“這個成績來得太是時候了。”因為自姚明、李娜、劉翔相繼退役，與中國體育“姚劉李”時代接踵的是一個“舊人已去新人未現的明星斷檔期”，無論從市場的角度還是中國競技體育發展的角度，都在等待超級明星的出現。而因相貌出眾、自亞運會后便人氣驟增的寧澤濤，此前正缺乏一個世界級成績的突破，直到在比賽中最后5米時反超對手率先觸壁，這個謙遜、英俊的年輕人便讓標志性“偶像”的虛位有了明確的期待。

我們為什麼需要體育“偶像”

“祝福寧澤濤，我希望我們能攜手為中國游泳擔起和歐美選手競爭的責任。”說出這句話之前，孫楊承擔了中國游泳隊在本屆世錦賽上幾乎所有奪金任務，從200米自由泳距離冠軍的0.06秒到中長距離上展現出的絕對實力，孫楊堪稱寧澤濤之前最“權威”的泳壇“偶像”。但競爭在悄然浮現，軍隊運動員寧澤濤低調而自律，這與極具個性的孫楊形成明顯反差，國家體育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尚修堂曾對媒體表示，“國家隊不光是要在池子裡相互促進，在隊裡也要多交流。小寧出來前，孫楊可能在思想上鬆一些，想怎麼干就怎麼干。現在隊裡正能量越來越大，孫楊自然也會受到影響，嚴格要求自己”。

就像任何領域的市場競爭一樣，“沒有競爭者，領先地位的品牌會缺乏動力。”在張慶看來，寧澤濤的出現會讓孫楊對自我定位有所審視，“無論促進自我品牌形象的管理和競技水平的提升，都有幫助。”這是曾經的孫楊具備雄厚的競技實力，卻未能填補時代“偶像”空白的關鍵，高壓下封閉成長與個性中的叛逆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創造歷史后發生碰撞，既撞出了性格鮮明的“孫萌萌”，也撞出了不停在負面新聞與輝煌成績間徘徊的“孫楊”。他的出現讓人們開始反思對新時代體育明星“包容的底線”，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運動員“陌生”的一面。

“中國運動員很難接近。”在世錦賽期間，國際文傳電訊社記者日列布佐夫幾乎隻有在發布會上能與中國運動員對話，在他看來，緊張像一副面具，遮住了大部分中國運動員的真實面貌，“但孫楊不同，感覺特立獨行，散發出強大的自信，很有魅力。”這一點，與李娜給外媒的印象十分相似，他們之所以具備成為具有標志性“偶像”的條件，多數在國際主流體育項目中打破了壟斷，可隨之而來的是在舉國體制中成長，卻要在世界主流體育領域搏殺的矛盾感。

姚明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過最初踏足NBA時的心情，即夾在西方國家眼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物”與國內賦予其“中國夢的代表人物”之間，這讓9歲便進入體校的姚明一度感覺到莫名的壓力，身處為實現個人價值最大化的NBA，從“光榮與夢想的年代”中成長起來的姚明，最基本的教育正是為國效力，“李寧和郎平是榜樣，練球就是希望有一天能進國家隊。”而憑著這種信念，他卻帶著中國人看到了真正的職業體育世界。

而這扇窗戶的開啟，為更多“偶像”的涌現提供了可能性。在著名體育學者易劍東看來，“事實上，以前體育界的偶像更多，十佳運動員評選就是例証。現在恰恰不多，文藝演藝明星佔據了優勢。因為文化藝術影視界至少市場化、商業化、職業化、社會化程度更高，體育界舉國體制限制了運動員偶像價值的傳播、維護和增值。”這讓如今的中國體育從來不缺乏冠軍，但最終稱得上“偶像”的相對有限。“可這不意味著過去沒有全民偶像，體操、女排、乒乓球等，都有不同量級影響力的明星存在。”只是隨著時代發展，“偶像”的作用除了提振民族自信，更多又體現在“推動項目在民眾中的影響力，對時代發展中體育地位以及體育對人們生活方式影響等方面能發揮巨大作用”。

這種變化在寧澤濤奪得冠軍后輿論的集體狂歡中得到突出體現，關注其外貌、身材的話題甚至超越其“亞洲第一人”的成績，民眾的消費焦點讓張慶感受到“體育在國民生活中發揮的作用在變化，對應偶像的作用也在發生變化，過往要求體育明星為國爭光，而現在則延伸到影響民眾生活的范疇，即感官上的、談資話題性上的影響力，這種變化正是體育從高到低，落回凡間的一種表現。”

偶像何時才能卸下沉重“包袱”

還有一點與前輩不同，寧澤濤的“偶像”地位在去年亞運會后已經奠定，出色的成績讓更多人注意到這個“顏值爆表”的運動員，基於互聯網平台的傳播早已讓寧澤濤具備了相當人氣。他曾通過3件事發現自己“紅了”——“微博粉絲一夜間由1萬變成60萬﹔去逛免稅店被圍觀，最終隻能落荒而逃﹔去接受媒體採訪，所有人都在鼓掌。”而這種待遇，2004年的劉翔、2008年的林丹、2012年的孫楊都曾有過，但他們“紅”的表現，更多是從產生決定性成績的一刻才開始。

在易劍東看來，快速消費文化流行的當下，文藝明星偶像的擴散，“令體育明星也逐漸被顏值化了”，但體育明星永遠需要靠賽場上的表現來維持偶像價值。因此，即便寧澤濤在創造歷史后，在50米自由泳比賽中小組墊底未進決賽被視作“世界上最能被容忍的失利”，但競技狀態能否持續，甚至裡約奧運會能否再創輝煌，都會成為影響寧澤濤商業價值及個人品牌效應的關鍵。

“基本可以判斷寧澤濤為新一代巨星，但他明年在裡約的表現會有很大影響，且其體制內和軍人的身份具有特殊性，可能會限制到他的商業價值開發，甚至出現有價無市或者低頻次商業應用的可能。”張慶表示，體育“偶像”更講求持續性，“與文藝明星不同，要靠硬實力，所以寧澤濤的未來還有待觀察。”

但競技水平始終逃不開“最終走向衰敗”的規律，想保持穩定並非易事。在世錦賽最后一個比賽日，19歲的葉詩文交出最后一個答卷——400米女子個人混合游泳預賽小組第八名，這個連決賽都未能挺進的名次，甚至比主項200米混合游泳決賽第八的成績更尷尬。而葉詩文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坦承，“從2013年之后，我就沒有倫敦奧運會時那麼敢沖敢拼了，當時起得太高，遇到低谷情緒就會產生波動。”而這一心態，令這個在倫敦奧運會上震驚世界的姑娘自巴塞羅那世錦賽至今，一直未能找到平衡。

她曾經也像寧澤濤一樣面對過“一夜爆紅”，起初網絡上的溢美之詞讓她充滿信心，但隨著成績跌宕，不堪的揣測和詆毀也出現在她的視野，“一開始沒有適應，會比較在意，但后來無論好壞，我都不去想，不去看了。”

這種來自輿論的傷害與“偶像”的高度往往成正比，作為早期的國民“偶像”，李寧有過1988年漢城奧運會失利后被萬眾唾罵的經歷，而這與他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奪得過3金2銀1銅的輝煌戰績有直接關聯。吊環失誤、鞍馬落馬，即便微笑著面對鏡頭，但“兵敗漢城”還是成為李寧運動生涯最讓人難忘的注解。而劉翔被“捧殺”和“棒殺”的輝煌與兩次退賽，也正是時代更迭后“包袱”依然沉重的寫照。

“李寧時代，需要創造更好的競技表現，不管過程怎樣，更加關注結果，少了更多同理心和體諒，人性化的東西比較少。”在張慶看來，不同時代的偶像“包袱”不同，而對劉翔的態度其實有所變化，“對劉翔，從最初對競技要求的失望到后來人民想知道真相，這是人們從對結果關注到更在意過程的變化。”但無論“包袱”的表現如何，“背后都有巨大期待產生的壓力。”

在易劍東看來，“偶像包袱太重可能是因為崇拜者的單一、偏執乃至無知導致的。真正深刻理解項目發展規律，運動員職業特殊規律的人，就不會要求過高。然而，如果大家都專業，理性，就不會有所謂偶像了。”因此，中國迫切需要提升全社會的“體育素養”，才能孕育理性的體育文化，優秀運動員才能健康科學地成長，可惜，“即便寧澤濤在奧運會上也拿到冠軍，但他也無法避免劉翔遭遇的社會壓力，因為我們的時代環境沒有質的提升。”

本報喀山8月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