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足坛本年度第3次转会窗口期于北京时间9月30日24点正式关闭。和此前两次“开窗”情况大体相当,部分中超俱乐部虽借此之机为接下来第二阶段中超联赛竞争“找补”人力资源,但类似当年胡尔克、奥斯卡、卡拉斯科这样的重磅转会案例依然没有复现。与其说中国足协推出的“球员限价、限薪”调控政策不可抗力,倒不如说各俱乐部在足球经济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步入下行轨道后,投资明显趋于收紧。
受疫情影响,全球足坛各项活动,包括各国(地区)职业联赛的赛程、赛制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中超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协助俱乐部缓解因疫情产生的危机,帮助他们在困难时期尽可能以充足的人力资源应对密集的联赛、杯赛、亚冠赛程,中国足协特别“增开”了本月的球员转会窗口期。
包括建业租借由中赫国安刚刚引进的中后卫舒尼奇、申花引进厄瓜多尔国脚博拉尼奥斯在内,多笔中超俱乐部球员交易“压哨”完成。
为何增开此次转会窗?
中国足协增开此次转会窗口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超联赛受疫情影响,赛程、赛制发生了较大变化。赛程压缩后,中超联赛两阶段赛事的密度空前,伤病情况此起彼伏。比如申花的金信煜、中赫国安的奥古斯托、上港的奥斯卡都曾因伤缺席多场比赛。
此外,多名来自欧洲的国脚级外援在中超首阶段结束前后,纷纷返回各自国内参加欧国联及欧洲杯预选赛等赛事。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俱乐部的引援工作显得比较被动。如已经落入保级组的广州富力队就相继“失去”头号射手扎哈维及其以色列国家队队友萨巴。而申花队的沙拉维、大连人的哈姆西克等外援相继离开中超赛区后,一去不返几成定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各俱乐部是买还是租,就需要根据自身诉求或竞争目标来设计对应的策略。
有多少俱乐部补充新援?
已知信息显示,上海上港、北京中赫国安、上海申花、大连人、深圳佳兆业、广州富力、河南建业、天津泰达、武汉卓尔、青岛黄海等至少10家俱乐部都利用本次窗口期补充新援。
相对来说,跻身第二阶段争冠组的俱乐部引援动作“少而精”。如上港仅补充了澳大利亚国脚后腰穆伊,申花先后补充了马丁内斯、博拉尼奥斯。由此不难看出,那些有意愿冲击冠军、亚冠参赛资格或者本来就具备相应实力的“上游”俱乐部因对具体竞争目标早有规划,人员配置总体来说较齐整,调整空间不大。卫冕冠军恒大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仍“按兵不动”,毕竟无论在本土球员(含入籍球员)及外援储备方面,他们都明显优于其他大部分俱乐部。这点从俱乐部在国脚射手韦世豪伤愈后仍安排他专心休养就不难看出。
从转会榜情况看,引援动作更多集中在保级组球队当中。由于受疫情影响,中超俱乐部今年在引援工作方面遇到了许多现实困难,比如来自人员出入境规定及国际旅行条件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中超各俱乐部之间球员转会,特别是出租类交易显得异常活跃。比如,在引进穆伊的同时,上港将功勋后腰艾哈迈多夫“让”给同组垫底球队天津泰达。而富力俱乐部则分别从鲁能、当代、亚泰引进高中锋宋文杰、攻击手阿德里安、前锋日夫科维奇。中赫国安俱乐部受奥古斯托受伤等因素影响,在舒尼奇尚未到队合练的情况下,直接将其租给另一支保级困难户建业队。而人力储备丰富的鲁能队还将赵剑非、刘超阳租给“保级组”成员之一的升班马永昌。
引进外援价格如何?
和年初转会市场开放情况一样,此次窗口期内加盟中超俱乐部的外援并没有类似胡尔克、哈姆西克这样的重磅强援,大连人的雅伊尔森、申花的博拉尼奥斯、泰达的苏亚雷斯、上港的穆伊等人实力不俗,也大多来自国际足坛主流职业联赛俱乐部,但他们的转会身价和年初加盟上港的洛佩斯一样,至多不超过550万欧元。
除为数不多几个身价达几百万欧元的球员外,各俱乐部在本次“开窗”期间引进的绝大多数新援价格都较低廉。比如刚刚加盟中赫国安就被出租的舒尼奇,据称转会身价还不足50万欧元。加盟深圳佳兆业的伊朗国脚普拉利甘吉此前公开身价为95万欧元,那么佳兆业引进他应该也不会出现明显“溢价”。
中超球员交易发生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特殊时期里,俱乐部既要全力以赴“争冠或保级”,同时也要理性面对疫情给各家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从而在引援方面谨慎消费,甚至将引援成本压缩到最低值。正如一家保级组俱乐部的老总所言,“没错,我们就是要省钱。我们必须保证球员租借的性价比”。
2018赛季中超落幕后,中国足协曾在上海会议上推出各类有关打击职业联赛非理性消费的调控措施,“球员薪资帽、俱乐部投入帽、中外球员限薪令”应运而生。而时隔近两年,各俱乐部在执行相关规则上已非“被动”。在今年几次中超俱乐部联席会议上,多家俱乐部代表结合国际足联有关疫情期间职业俱乐部球员降薪的建议,也发出了类似呼吁。有关职业联赛“降薪、减负”的工作,似乎由当初行业管理部门“自上而下”强推,转为俱乐部“自下而上”主动配合。
各俱乐部节约投入成本并不能被狭隘地归结为“省钱”。部分俱乐部将剩余力量出租给其他有需要的俱乐部,一方面为本俱乐部减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在这个特殊赛季里拉动国内转会市场“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