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法研究服务相对还较弱，因为我们一直处于“强行政”的背景下，市场没有完全形成，在重大体育事件中法律常常缺位，所以体育法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受到较大局限。由于起步晚，全社会对体育法治建设的思想意识相对滞后，导致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都有所滞后。

我把律师人才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才定标准，第二类人才用标准，第三类人才看标准。整个中国律师界从体育法律服务来讲，人才储备极少，目前还处于看标准阶段，远没有达到用标准和定标准阶段。

从目前情况来看，体育法律服务存在的一个核心矛盾就是供需信息不畅，加上传统观念、消费习惯以及全社会对体育市场的认知局限，导致有效供给出现较大不足。很多律师还不知道体育需要哪些服务，体育导向的服务产品和需求，与体育之外的需求有哪些相同点或不同点。

现在是时候建了。一方面是体育改革的需要，根据管办分离要求，运动项目管理中心逐步向协会实体化过渡，各单项协会权责更加清晰，运动员越来越职业化，他们的权利需要维护；另一方面体育领域下一步改革，体教融合深入推进，会导致各种各样和法律相关的事务出现。

中国体育的经营、市场和管理，都取决于相关决策，是不是依法决策很重要。如果都是依法决策，市场肯定会越来越繁荣，培养的人才也会越来越专业，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规则，体育领域的纠纷肯定也会越来越少。

体育仲裁的定性是什么很关键，体育仲裁和《仲裁法》中所说的“仲裁”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如果是一回事，意味着从《仲裁法》颁布实施起，体育仲裁就有了；如果不是一回事，它的特殊性在哪儿，一定要找出这种特殊性，才可以考虑是否通过立法解决。

一方面是高质量体育法律服务缺失，另一个方面是对国际体育规则存在认识理解不到位。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从全球视野和法治角度，对教练员、运动员进行规则意识的培养。一旦出现问题，总以经验作为判断，将一些规则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有些比赛，比如跳水、体操、跆拳道等，业余观众不能完全看懂其中的门道，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得懂，一旦因为规则的不同理解产生了纠纷，就会成为新闻热点，专人人士最好不要把舆论带偏。

比赛纠纷在法律上该怎么判定，最终算是吃亏还是什么，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或解读。但有些比赛纠纷，人们往往对事实真相并不清楚，或者在法律上定性不清楚，导致认识出现很大偏差。体育比赛如何在法律和规则前提下形成法理判断，才是法律上追求的真实和合法。

如果要培养体育专业法律人才，体育院校不应是在本科层面再建法学院，而是应该和有关法律院校合作，进行硕士和博士人才的培养。如果涉及到体育深层的，我主张在体育院校培养，培养项目精通的，从项目规则的视角透视背后的法律问题，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把队伍打造好。

我国目前有40多万律师，据不完全统计，真正能够用外语，用国际主要通用的英语去应对、诉讼和仲裁的，不超过三千人。体育法律服务人才肯定要走向要国际化，外语交流很重要，语言如果不过关，对规则的理解，乃至法律服务的应对，都很难过关。

我的观点还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国内很多当事人找律师常出现一个误区，希望自己的律师能找到比对方更多证据，我的证据多对方证据少，就能在法庭上逼对方就范。真正高明的律师，不在于收集到证据多寡，而在于是否对证据作出科学的审查和判断，驳倒对方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