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金、吸睛能力走低 亚运会，如何面对挑战

10月4日，亚运会会旗交接仪式在仁川亚运会闭幕式上进行。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新华社） 　　制图：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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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16天的演绎，10月4日，亚运圣火在仁川主体育场缓缓熄灭，439枚金牌各有归属，亚洲体育的“四年之约”告一段落。

　　不过，关于亚运会的思考并未就此终结。当中国军团毫无悬念“一骑绝尘”，当仁川赛场出现大片空座，当亚洲民众对金牌榜审美疲劳，当亚运会主办权变成“烫手山芋”，63岁的亚运会已有渐生暮气之感。亚运会该向何处去？本报记者回首仁川，探讨亚洲体育如何尽早破题。

　　“三国”格局难打破，大多金牌成色不足

　　亚运金牌榜单延续“三国垄断”格局。中国代表团揽获151金，超过韩国和日本的总和，“亚洲霸主”地位32年未变。不过，亚运会除少数项目外，整体竞技水平依然较低，参赛选手水平悬殊，中亚、西亚体育板块不足以打破现有格局。

　　郑轶：有奥运会、世界杯珠玉在前，亚运会“抢头条”的资本并不多。受亚洲体育的发展所限，亚运会的世界级明星屈指可数，且大多属于“独孤求败”，能形成巅峰对决的寥寥无几。“孙朴大战”被如此热炒，也是亚运会人为制造噱头的无奈写照。以成绩衡量，不少选手的夺冠成绩并不理想，拿到世界范围缺乏竞争力，含金量不足制约着亚运会的发展。

　　范佳元：本届亚运会棒球比赛场场爆满，韩国职业棒球明星的加盟带来人气和关注度。不过，由于运动员档期、利益分配等问题，职业体育也对亚运会带来冲击。例如中国网球公开赛与亚运会“撞车”，令多名选手面临两难选择。从观赛角度，目前高水平职业体育赛事全年不断，观众对项目水平参差不齐的综合性运动会兴趣渐弱，亚运赛场冷热不均成为普遍现象。

　　王继晟：亚洲各国参加亚运会目的不同。中、日、韩等体育强国将亚运视为奥运会的练兵场，用洲际较量检验奥运备战效果。以乒乓球为例，男队派出许昕和樊振东参加单打，就是出于国乒为里约奥运会选择第三人的考量。对于马尔代夫、不丹这样的体育“小国”，能参与亚运会已是胜利，他们很珍惜与亚洲顶尖选手切磋的机会。

　　李硕：在仁川亚运会上，各国选手17次打破世界纪录，34次打破或追平亚洲纪录，但基本是举重、射击、射箭这种亚洲传统优势项目。与此同时，西亚国家在田径、足球等项目引入非洲籍选手引发争议，他们是否会挤压亚洲选手的发展空间值得思索。

　　关注度和影响力“双降”，固有办赛模式须改革

　　仁川亚运会期间“意外”不断，从圣火因故障熄灭、羽毛球赛场停电、颁奖仪式错拿国旗，到射击比赛犯规风波、羽毛球场馆空调控制风向、印度拳击女将拒领铜牌，这些乱象令主办方饱受压力。据韩国媒体透露，仁川亚运会的赛前民众关注度不满50%；比赛转播的平均收视仅有5.6%，比广州亚运会大幅下降。固有亚运办赛模式面临挑战。

　　郑轶：韩国第三次当东道主，观众出现审美疲劳，国际大赞助商不青睐亚运会，韩国政府也没有“举国办赛”的能力，组委会在缺钱的情况下出现各种纰漏并不意外。亚运会尽管不再扩容，但以现有规模对不少亚洲国家仍是挑战。况且亚洲已是综合性运动会最多的大洲，加之各单项赛事的冲击，亚运办赛模式进行必要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并不否定亚运会的存在价值，但如何跳出奥运模板、强化区域独特性，是亚运会下一步转型的关键。

　　范佳元：从仁川亚运会财政紧张缩减宣传经费，到越南因为招商引资不力放弃主办权，充分说明亚运会“吸金”能力不如以往。亚运会必须先有市场，才能谈开发市场。围绕下届亚运会举办城市雅加达，亚奥理事会将有针对性地加大在东南亚地区的推广力度。亚运会的赞助策略也不能一味照搬奥运会，很多项目竞技水平并非世界最高，应该分拆处理。而对于主办方来说，节俭办赛已成共识。

　　李硕：在媒体高度融合的背景下，亚运会已不只是体育竞技的平台，由亚运会可以衍生出很多新话题，甚至带动舆论走向。中华台北女子举重队的林子琦连破3项世界纪录，但她留给亚运会的最深刻印象却是一张酷似香港歌手陈奕迅的照片，这一话题在社交网络持续发酵。受众的需要，让发掘“花絮”成为亚运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话题才会有关注，亚运会“吸睛”也应不拘一格。

　　品牌价值日趋缩水，亟待寻找“文化标签”

　　亚运会不只是竞技场，更是文化舞台。无论是开闭幕式的“韩流”，还是身着改良韩服的礼仪小姐，东道主希望借助亚运会，全方位展示城市风情与人文特色。赛会期间，仁川举行的庆典、演出、展会等文化活动多达171场次。本届亚运会尽管缩减6个非奥项目，武术、空手道、卡巴迪等“亚洲特色”依然保留，其中以藤球比赛最受追捧。不过，随着时代发展，亚运会的品牌价值日趋缩水，如何打造更鲜明的文化标签值得深思。

　　郑轶：亚运会的品牌属于亚奥理事会，创办理念与奥林匹克宗旨有共通之处，但文化根基、历史积淀无法与奥运会相比。现代奥运会承袭古代奥林匹克的仪式、思想、人文元素等，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体系和精神感召力。亚运会则始终没找准“文化核心”，在各国亚运情结逐渐消退后，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愈加弱化。藤球、卡巴迪等非奥项目被视为亚运文化的突破口，但这些项目毕竟影响力有限。如果找不到新“卖点”，面对“赔本赚吆喝”的困局，亚运会恐怕要走进“死胡同”。

　　范佳元：每一届亚运会都会打上举办地的城市烙印，比如仁川希望展示“外交港口”形象，上届广州亚运会则希望推广“岭南文化”。作为拥有45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洲，亚洲具有多种民族、宗教、文化，且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利益诉求迥异。仁川亚运会开幕式，全亚洲人民齐聚“都教授”的方舟，或许就是亚运文化属性的真实写照——多元和融合。

　　王继晟：除了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很少再有其他方式能在短时间集中展示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文化。文化的传播，对主办国是国际影响力的体现，也为其他国家创造文化认同的路径。目前，亚洲部分地区矛盾和冲突激烈，亚运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仍有缓解、弥合的作用。亚运会的号召力和关注度今不如昔，考验着亚奥理事会的改革智慧。

　　《 人民日报 》（ 2014年10月05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