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運會啟示錄·下篇：發展模式應接軌大眾期待

從何處來？向哪裡去？第十二屆全運會的大幕在遼寧落下，這樣的追問和思索卻不會停止。

全運會走過五十四載春秋，既要有堅持的信心，更應有改革的決心，這是全運會的時代命題。十二運會的口號“全民健身，共享全運”是一個回答。厲行節約、回歸體育，十二運會的種種探索，吹來了一股久違的清新風氣。但不可否認的是，12天的連場賽事似乎很難引發社會矚目，賽場亂象一出則引來陣陣聲討——這種扭曲的關注說明了全運會所處的尷尬地位。作為中國競技體育的鮮明代表，如何讓賽會回歸體育，體育惠及大眾，推動體育發展理念的轉型，全運會責無旁貸。

從社會層面看，全運會的吸引力在下降﹔於體育部門而言，全運會對“奧運爭光戰略”的刺激作用仍在加強

不知不覺間，人們看待全運會的視角在改變。

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在北京舉行。“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被寫在秩序冊的扉頁，在中國體育離開奧運會的日子裡，全運會就是最高舞台。1987年，第六屆全運會在廣東舉行，市場經濟的方式被引入辦賽過程之中，體育開始展露產業價值。1997年，第八屆全運會設項全面與奧運接軌，進入新世紀，中國奧運軍團已躋身世界體壇最強競爭者行列。

在新中國競技體育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中，全運會的杠杆作用非常明顯。中國奧委會原秘書長魏紀中曾參與第一屆全運會的組織工作，“當時的‘中央體訓班’僅有幾支國家隊。全運會的舉辦，對於各地成立體育部門，推動專業運動員培養體系的建立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某種程度上，正是全運會為中國競技體育攀登世界高峰夯實了地基。

國家體育總局競體司原司長吳壽章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對外交往頻繁，人們對體育的認識也在發生轉變。特別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后，“全民健身已經成為我國體育事業的主體，全運會作為國內規模最大、影響很高的綜合性賽事，自然也要面對民意新的期待。”

一方面是人們對以奧運會為代表的各類國際體育大賽已耳熟能詳，另一方面是全運會仍在延續多年的框架下運行。變與不變之間，從社會層面看，全運會的吸引力在下降﹔於體育部門而言，全運會對“奧運爭光戰略”的刺激作用則仍在加強。

近幾屆全運會，規程越來越復雜，類似三大球“一冠算三金”這樣的“政策性金牌”越設越多，其調控各地競技體育發展格局的用意十分明顯，但由此帶來的弊病也時有暴露。十二運會期間，北京橄欖球女隊消極比賽更是成為熱點新聞，給全運會帶來的負面效果不容忽視。北京體育大學教授任海說：“在全運會的平台上，運動員、教練員和官員都有各自的利益，在不同的利益鏈上自然會產生各種矛盾和問題。”

奪標的過程也應當是育人的過程，這恰恰是中國競技體育發展模式所缺失的

有人把全運會比喻為“以各省為單位參加的奧運會”。以奧運為參照的競賽體系，以金牌為核心的評價體系，構成了全運會的基本坐標系。在這樣的導向刺激下，金牌成為“體育政績”的顯性標識，但能否在大眾中激起共鳴則較少被顧及。

於是，水球、手球、棒壘球等賽場觀眾席冷清的場面和運動員的全力拼搏形成了反差﹔跆拳道和橄欖球比賽在沈陽農業大學進行，“近水樓台”的學生們並沒有涌入體育場﹔沈陽柏葉訓練基地擁有世界頂級的自行車館，但稀稀拉拉的觀眾讓比賽看起來更像一場內部教學賽。十二運會上的這些場面，是近幾屆全運會上的常見情景。當人們呼吁全運會“接地氣”時，如果隻將重點放在全運期間的全民健身展示上，而不去思考人們對全運賽場的較量為何缺少關注，對競技體育和大眾體育之間的關系，也難以梳理出所以然來。

的確，孫楊、張培萌等體育明星的出場，讓全運會多了些“星味”，多了些人氣。但追明星和追賽事還是有所不同。正如徐莉佳奪得中國帆船史上首枚奧運金牌，但人們依然對“激光雷迪爾級”感到陌生。任海說：“全運會想要吸引觀眾，必須要讓觀眾意識到其吸引力在哪。讓觀眾看得懂是第一步，讓觀眾知道這個體育項目魅力在何處更重要。”      

首都體育學院院長鐘秉樞認為，金牌起到的作用應該是培養引導這項運動的發展。而現在全運會中的一些項目，即使在奧運會上獲得了金牌，也沒有多少人關注，無法對這項運動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吉林省體育局局長宋繼新認為，本屆全運會的最大亮點，是清華大學學生王宇奪得男子跳高金牌，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趙婧獨得女子800米和1500米兩枚金牌。“奪標的過程也應當是育人的過程，這恰恰是中國競技體育發展模式所缺失的。”

全運會的活力和未來，應當到大眾中去尋找養分、伸展根系

全運會的誕生、成長、變革，和體育舉國體制息息相關。宋繼新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舉國體制的內涵應當有更深入的挖掘，“打破體育部門一家操辦專業體工隊的模式，倡導多元主體參與辦隊。舉全社會之力辦體育，‘舉國體制’才更有社會價值。”

“歸根結底，像全運會這樣的賽事是提供給大眾的文化產品，具有傳播體育文化的功能。全運會的發展轉型，應強調文化和文明的理念。”吳壽章說。

正因為如此，當全運賽場亂象激起指責的同時，人們也會被帆板選手馬嬌棄賽勇救對手的行為所感動。對體育精神的詮釋傳遞出的“正能量”，是體育帶給社會的寶貴人文財富。這樣的“偶發事件”，其實也應當促使體育部門感受民眾的期待，對辦賽的意義和理念再思考。

“民眾中體育文化的形成，才是促進體育發展的真正土壤”，鐘秉樞說，“全運會作為我國競技水平最高的運動會，其承擔的使命很多。那些大眾喜聞樂見的‘非奧’項目也可以吸納進來，借助全運會這個平台達到傳播體育文化的目的。”

全運會的基本框架從計劃經濟時代沿襲至今，封閉的運轉體系形成了固化的利益群體，由此帶來種種弊病。而隨著時代發展，人們已意識到，社會性是體育的天然屬性，有著除了金牌之外的更多價值。無論是厚植土壤的校園體育模式，還是市場力量主導的俱樂部模式，其優點都在於能充分調動社會力量的參與。

宋繼新認為：“和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一樣，競技體育也不必單純追求速度（金牌數量），應當換擋了。”換句話說，全運會的活力和未來，應當到大眾中去尋找養分、伸展根系。

54歲的全運會，期待脫胎換骨，更上層樓。

《 人民日報 》（ 2013年09月18日 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