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运会启示录·下篇：发展模式应接轨大众期待

从何处来？向哪里去？第十二届全运会的大幕在辽宁落下，这样的追问和思索却不会停止。

全运会走过五十四载春秋，既要有坚持的信心，更应有改革的决心，这是全运会的时代命题。十二运会的口号“全民健身，共享全运”是一个回答。厉行节约、回归体育，十二运会的种种探索，吹来了一股久违的清新风气。但不可否认的是，12天的连场赛事似乎很难引发社会瞩目，赛场乱象一出则引来阵阵声讨——这种扭曲的关注说明了全运会所处的尴尬地位。作为中国竞技体育的鲜明代表，如何让赛会回归体育，体育惠及大众，推动体育发展理念的转型，全运会责无旁贷。

从社会层面看，全运会的吸引力在下降；于体育部门而言，全运会对“奥运争光战略”的刺激作用仍在加强

不知不觉间，人们看待全运会的视角在改变。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被写在秩序册的扉页，在中国体育离开奥运会的日子里，全运会就是最高舞台。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在广东举行，市场经济的方式被引入办赛过程之中，体育开始展露产业价值。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设项全面与奥运接轨，进入新世纪，中国奥运军团已跻身世界体坛最强竞争者行列。

在新中国竞技体育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全运会的杠杆作用非常明显。中国奥委会原秘书长魏纪中曾参与第一届全运会的组织工作，“当时的‘中央体训班’仅有几支国家队。全运会的举办，对于各地成立体育部门，推动专业运动员培养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某种程度上，正是全运会为中国竞技体育攀登世界高峰夯实了地基。

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原司长吴寿章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外交往频繁，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也在发生转变。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全民健身已经成为我国体育事业的主体，全运会作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很高的综合性赛事，自然也要面对民意新的期待。”

一方面是人们对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各类国际体育大赛已耳熟能详，另一方面是全运会仍在延续多年的框架下运行。变与不变之间，从社会层面看，全运会的吸引力在下降；于体育部门而言，全运会对“奥运争光战略”的刺激作用则仍在加强。

近几届全运会，规程越来越复杂，类似三大球“一冠算三金”这样的“政策性金牌”越设越多，其调控各地竞技体育发展格局的用意十分明显，但由此带来的弊病也时有暴露。十二运会期间，北京橄榄球女队消极比赛更是成为热点新闻，给全运会带来的负面效果不容忽视。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说：“在全运会的平台上，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都有各自的利益，在不同的利益链上自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和问题。”

夺标的过程也应当是育人的过程，这恰恰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所缺失的

有人把全运会比喻为“以各省为单位参加的奥运会”。以奥运为参照的竞赛体系，以金牌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构成了全运会的基本坐标系。在这样的导向刺激下，金牌成为“体育政绩”的显性标识，但能否在大众中激起共鸣则较少被顾及。

于是，水球、手球、棒垒球等赛场观众席冷清的场面和运动员的全力拼搏形成了反差；跆拳道和橄榄球比赛在沈阳农业大学进行，“近水楼台”的学生们并没有涌入体育场；沈阳柏叶训练基地拥有世界顶级的自行车馆，但稀稀拉拉的观众让比赛看起来更像一场内部教学赛。十二运会上的这些场面，是近几届全运会上的常见情景。当人们呼吁全运会“接地气”时，如果只将重点放在全运期间的全民健身展示上，而不去思考人们对全运赛场的较量为何缺少关注，对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之间的关系，也难以梳理出所以然来。

的确，孙杨、张培萌等体育明星的出场，让全运会多了些“星味”，多了些人气。但追明星和追赛事还是有所不同。正如徐莉佳夺得中国帆船史上首枚奥运金牌，但人们依然对“激光雷迪尔级”感到陌生。任海说：“全运会想要吸引观众，必须要让观众意识到其吸引力在哪。让观众看得懂是第一步，让观众知道这个体育项目魅力在何处更重要。”      

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认为，金牌起到的作用应该是培养引导这项运动的发展。而现在全运会中的一些项目，即使在奥运会上获得了金牌，也没有多少人关注，无法对这项运动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吉林省体育局局长宋继新认为，本届全运会的最大亮点，是清华大学学生王宇夺得男子跳高金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赵婧独得女子800米和1500米两枚金牌。“夺标的过程也应当是育人的过程，这恰恰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所缺失的。”

全运会的活力和未来，应当到大众中去寻找养分、伸展根系

全运会的诞生、成长、变革，和体育举国体制息息相关。宋继新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举国体制的内涵应当有更深入的挖掘，“打破体育部门一家操办专业体工队的模式，倡导多元主体参与办队。举全社会之力办体育，‘举国体制’才更有社会价值。”

“归根结底，像全运会这样的赛事是提供给大众的文化产品，具有传播体育文化的功能。全运会的发展转型，应强调文化和文明的理念。”吴寿章说。

正因为如此，当全运赛场乱象激起指责的同时，人们也会被帆板选手马娇弃赛勇救对手的行为所感动。对体育精神的诠释传递出的“正能量”，是体育带给社会的宝贵人文财富。这样的“偶发事件”，其实也应当促使体育部门感受民众的期待，对办赛的意义和理念再思考。

“民众中体育文化的形成，才是促进体育发展的真正土壤”，钟秉枢说，“全运会作为我国竞技水平最高的运动会，其承担的使命很多。那些大众喜闻乐见的‘非奥’项目也可以吸纳进来，借助全运会这个平台达到传播体育文化的目的。”

全运会的基本框架从计划经济时代沿袭至今，封闭的运转体系形成了固化的利益群体，由此带来种种弊病。而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已意识到，社会性是体育的天然属性，有着除了金牌之外的更多价值。无论是厚植土壤的校园体育模式，还是市场力量主导的俱乐部模式，其优点都在于能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

宋继新认为：“和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一样，竞技体育也不必单纯追求速度（金牌数量），应当换挡了。”换句话说，全运会的活力和未来，应当到大众中去寻找养分、伸展根系。

54岁的全运会，期待脱胎换骨，更上层楼。

《 人民日报 》（ 2013年09月18日 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