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迪的足協三年：我承認 我是一個過渡性人物

早報記者 宋承良

2010年1月19日，星期二。

韋迪很清楚記得這一天早上在辦公室，他接到了一個電話：國家體育總局劉鵬局長要見他，“事先我也不知道（找我）原因。”兩人見面的第一句話，劉鵬說道，“中國足球面對困難了。”韋迪馬上明白領導的意思了，“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局面下，我沒有理由對組織說不。”三天之后，體育總局副局長崔大林正式宣布：韋迪接替南勇，擔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兼黨委書記。

出生於1954年12月13日的韋迪當時正好55歲，距離退休還有5年不到時間，剛好夠做滿一個任期。在前任足管中心領導謝亞龍和南勇雙雙“出事”，中國足球大環境每況愈下的背景下，中國足球注定在5年內不會有任何成績上的突破。過去在重競技和水上項目取得過無數輝煌的韋迪對此已經早有准備，“我承認我是一個過渡性人物，因為想讓任何一個項目發生本質性的變化，五年時間來不及。”上任后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韋迪如此表示。

本周三，距離韋迪擔任足管中心主任三年隻差幾天，這天深夜，資深媒體人顏強披露，足管中心主任韋迪將離職。如果總局宣布此消息，這位自稱中國足球的過渡性人物，即將完成屬於自己的歷史使命。

“韋舉國”的尷尬

從資歷上講，韋迪算得上是體育界元老。“韋迪不到37歲就成為正廳級官員，這在當時並不多見。”體育總局一位韋迪的同事說，“去足協前，韋迪已在正廳級的崗位上工作了19年。”25年前，未滿34歲的韋迪曾經擔任過沈陽體育學院副院長、黨委副書記，成為副廳級官員后，他的仕途可謂是一帆風順。16年前，韋迪來到北京出任國家體委拳擊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不足一年時間，韋迪出任國家體委重競技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兼黨委書記，2001年又轉任國家體育總局水上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兼黨委書記，成為國家體育總局資歷最深的正廳級干部之一。

韋迪在重競技項目的成績無須贅述，轉戰水上中心后，2004年奧運會上，皮劃艇選手孟關良/楊文軍為中國水上軍團首奪金牌。2008年北京奧運會，由韋迪領導的中國水上運動項目一共奪得3金1銀1銅，再創佳績。當然，一塊塊金牌背后，並不能掩蓋韋迪對於足球項目的陌生。韋迪和足球的短暫緣分，還要追溯到1986年，當年沈陽體育學院足球隊就參加了全國乙級聯賽。作為領隊的韋迪發現了足球不簡單，“有的球不該輸的，有些球也不該進的。”

“曾經關心過，失望過，就不再關心了。從十強賽出線到后來世界杯小組賽，非常關注，但小組賽后對國足關注度減少。”2010年9月接受《全體育》採訪時，韋迪回顧了印象中的中國足球，“之前也是幾次傷心，從“5·19”到幾個“黑色三分鐘”，感覺中國足球莫名其妙。國字號確實不爭氣，不過沒深層次分析。電視機前，跟其他球迷一樣，也會罵幾句。”

當崔大林宣布韋迪擔任足管中心主任后，外界對於韋迪的最大質疑，無外乎是“又來了一個足球門外漢”。對於足球和舉國體制項目之間的巨大差別，韋迪顯然也缺乏足夠認識。剛來足管中心工作第一周，韋迪就把他豪華的沃爾沃越野車開到了單位，此事經過媒體曝光，引發了外界很大爭議，直到國家級媒體新華社特地發稿，表示此車乃是水上中心得來的贊助公車，爭議才逐漸平息。當時就有圈內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在水上中心，外界根本不會有人管你開什麼車，可是足球的社會影響力太大，韋迪顯然低估了。”

在資深媒體人顏強看來，“韋迪剛到足協，有些過於樂觀。當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在體育系統內有過成功的經驗。后來他才明白，足球與水上項目完全是兩個概念。”一位曾經採訪過水上項目和足球，多次採訪過韋迪的記者則認為，“一開始，韋迪的確對於足球規律認識不清楚，因此走過一段彎路。”

“具體的做法不能復制，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可以復制的，同樣都是管理嘛。”韋迪曾經對比過水上項目和足球。對於足球規律，上任之初的韋迪存在認知偏差。2010年2月2日，這一天是韋迪上任足管中心主任后第一次召開新聞發布會，“我願意在五年裡來盡我的努力多做些實事，國字號男足能夠恢復到亞洲一流，女足能夠恢復到世界一流。”這個目標多少有些不切實際。

韋迪上任后第一次遭遇信任危機，也多少和此有關。2010年3月韋迪提出了“國奧打中超”的想法，韋迪甚至自己制定了十條具體安排，被外界稱之為“韋十條”，這個明顯背離足球規律的提議，遭到了業內強烈抵制，“我們一定要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我不怕別人喊我‘韋舉國’。我的腦子沒被驢踢。”盡管事后韋迪順應民意，沒有強行推行“國奧打中超”，但韋迪外行人的形象，更加難以“洗刷”。

口號喊得多，但沒實現

韋迪對於足球的信心，和他在水上中心的經歷有著很大聯系。2002年一次體育總局內部會議，韋迪喊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口號：“一定要在雅典奧運會上實現金牌零的突破。”總局內部對於韋迪的豪言抱著很大的懷疑態度，韋迪也被人嘲笑“不知天高地厚”。后來的結果所有人都知道了，北京奧運會后，韋迪在備戰倫敦奧運會時喊出了“奪取6塊金牌，金牌獎牌全面超越北京奧運會”的目標。后來，沒有后來了，韋迪被總局調到了足管中心。

在外界看來，從敢於喊出“實現水上軍團奧運金牌零的突破”到定下倫敦奧運6塊金牌的目標，韋迪為人不算低調。類似的評價，倒不是第一次安在韋迪身上。早在1991年被任命為沈陽體院校長后，借著國家要求院校辦特色之機，韋迪為沈陽體育學院選擇了冰雪項目。為了提高訓練水平，韋迪提議修建自由式滑雪設施，因為資金不足，他發起學校內部捐助，韋迪帶頭捐了三個月的工資。雖然自由式滑雪設施建成，但韋迪也招來一些非議，有人認為韋迪“愛折騰”、“愛出風頭”。

剛開始擔任足管中心主任后，韋迪表示會“善待媒體”，“自己上任處於一個特殊的時刻，中國足球的形象需要用一些正面的言論給予支持。”韋迪給全國很多體育記者都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體育總局下屬各運動中心裡，很少有一把手的手機能夠打通，隻有韋迪是個例外，一度韋迪被貼上了“韋大嘴”的標簽，直到差不多一年后，韋迪的風格才發生明顯變化，“我會逐漸少說話。”

“口號喊得多，但有些內容沒有實現。”一位曾經採訪過水上項目和足球的記者如此評價韋迪。國字號成績是韋迪最為外界詬病的焦點，從結果上看，“男足恢復亞洲一流，女足恢復世界一流”的目標只是一句空談，最終的結果是男女足雙雙無緣奧運、國足世界杯預選賽遭淘汰、國青無緣世青賽……“但是仔細去想，這個真能怪韋迪嗎？中國足球的基礎放在哪兒。”顏強認為，以中國足球現狀，“韋迪不可能對國字號球隊的實力提升起到作用。”

“韋迪是一個標准的技術干部，他是專業體育出身，最后在舉重、水上項目中取得不錯的成績。”在顏強看來，韋迪還算一個比較真實的一個人，“他上任后承諾不拒絕媒體，我和他接觸過幾次，性格也很開朗，做事直接。”

一家上海球隊的高層也認為韋迪算是一個有親和力的領導，“遇到事情會來和我們俱樂部做一些溝通，我們經常會電話和短信溝通。我記得有一次去北京開會，因為有事要離開，韋迪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

想把事情做好的人

韋迪將調離足管中心的消息，是周三深夜傳出的。由於國家體育總局沒有証實，外界隻能從一些蛛絲馬跡中尋找相關細節。昨天網絡上有消息稱，從過了元旦之后，韋迪就每天都來到足協上班，但不再出差，包括沒有前往永川觀戰女足四國賽。此外，本周，有足協的合作伙伴准備相邀韋迪商談一些相關事情，雙方原本是早就約好時間，但韋迪表示自己有一些特殊情況，無法會見隻能暫時取消。表面上看，韋迪似乎已經“不再管事”。

不過一位北京足球記者透露，就在上周，韋迪還親自過問《中國足球十年規劃》的制定，“現在這個規劃已經到了第18稿了，幾乎每一次過稿，韋迪都會當著中層干部的面詢問其中的內容，甚至是一個字一個字去摳。我覺得，韋迪是一個想把事情做好的人。”

在具體決策過程中，想做好事情和能做好事情，不能畫上等號，“請來老郎（郎效農）擔任中超公司總經理，算是一個進步，不過后來也聽信其他人意見，用了魯俊。韋迪的有些想法很不錯，包括起用年輕教練，李霄鵬、宿茂臻、黎兵等，只是后來的事實証明，年輕人還擔不起重用。”韋迪留給外界的另外一項爭議，是卡馬喬沒有任何指標的天價合同，足協為此承擔了巨額稅費，“盡管卡馬喬是贊助商要求的，合同又是另外一位高層干部談的，但韋迪是一把手，現在講究責任制，所以被追究也無話可說。”

從當年率水上中心創造雅典奧運奇跡來看，韋迪在業務方面確有過人之處。2001年被調任至水上中心后，韋迪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第一時間跑去新華書店，買了三本水上項目教練員的崗位培訓教材。“因為我從來都沒有關注過，我得先入門。”

后來韋迪用了很短時間就看完了這三本書，並且針對書中部分內容提出了自己的質疑。比如，他認為不能簡單地用牛頓三定律來解決水中的問題，水上項目必然牽涉到的是流體，套用牛頓三定律是要得出錯誤結論的。中國首位奧運會帆板金牌獲得者殷劍對此深有體會，“每次開會時，他說的都是極專業的問題和焦點。”

“來到足協后，韋迪也非常善於學習，他佩服一些真正懂足球的人，如果他認為一個人真正了解某些具體問題，會認真和對方進行交流。”這位北京足球記者回憶道，“國內有位專業報記者對於亞足聯一些章程和規則變化比較了解，韋迪曾經專門請教過。”

“通過一段時間的了解后，韋迪逐漸改變了自己對於足球的認識，開始花很大力氣在青少年足球的培養和足球人口的普及上。”這位北京足球記者表示，“無論是校園足球還是足球試點城市的布局，還有青少年球員留洋上，韋迪還是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顏強認為，這些事情在短期內很難見效，“但未來會看得到作用，有點可惜的是，韋迪剛剛摸到一些足球的門道，就被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