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迪“變法”三年 中國足球在反差中是進是退？

　　新華網長春1月25日體育專電（記者王昊飛、王浩明、王恆志）2013年是中國足球職業化第20年，中國足協第五任“掌門人”韋迪在這一年元月調職，留下的是他在位三年期間“變法”形成的一系列反差。在全國媒體和數億球迷的見証下，歷經三年“新法”的中國足球依然充滿爭議，它在這一過程中究竟是進是退？

　　“國字號”成績下滑與廣州恆大崛起的反差

　　韋迪自2010年初上任以來，國字號各級隊伍依然圍繞著世界杯、奧運會等大賽規劃藍圖，但整體成績卻跌入歷史新低。相反，一度冷卻的中超聯賽卻在三年中逐漸升溫，尤其是與韋迪任期幾乎吻合的廣州恆大竟完成了不可思議的崛起。

　　2010年拿下中甲冠軍，次年創造中超“凱澤神話”，第三年進入亞冠八強——恆大崛起與韋迪施政三大主線之一的“堅持職業化道路堅定不移”相得益彰。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也評價，恆大進入亞冠八強是中國足球在低迷中不多的亮色。

　　恆大“大投入、快發展、速成功”的模式，既成為一種帶動，令大連阿爾濱、山東魯能、杭州綠城等俱樂部紛紛大筆投入，也讓部分俱樂部斥之為“擾亂市場”，但爭議中的聯賽還是提高了整體競技水平和觀賞性，讓很多球迷心甘情願買票入場。

　　“聯賽這三年的確越來越火了，但各隊場上主要位置都被外援壟斷著。外援水平的確越來越高了，可國家隊戰績越來越差，前鋒、中后衛等關鍵位置一到用人時就捉襟見肘，”一位地方體育局官員評價，“恆大一枝獨秀，被抽調到國家隊的球員從7人增長到11人，可國家隊為什麼現在踢亞洲三流球隊都費勁？”

　　長春大眾卓越女足主教練劉友認為，韋迪在任期間強調堅持走職業化是無可厚非的，這是大勢所趨。就歷史、社會等背景而言，韋迪選對了方向，但很多事情需要時間、實踐、執行、保障。

　　“校園足球人口”與“足球人口”的反差

　　作為人口大國的中國實乃“足球人口”小國，2000年尚有50多萬的“足球人口”如今已降至不足2萬人——這些數字僅包括職業、業余球員，不含社區、學校。為從長遠利益規劃足球項目成才模式，全國46座城市從2009年起相繼啟動了為期十年的校園足球發展計劃——這也是韋迪任期內的主抓項目。

　　截至2012年11月，中國開展校園足球聯賽的學校達到5084所，注冊學生球員19萬余人，足球人口2700504名。韋迪曾表示，校園足球的主要目的是讓足球能夠伴隨著孩子們健康成長，他還在任職期間促成了百余名青少年球員到足球發達國家留洋。

　　但他也忽略了中國體育與教育存在矛盾的現實：高考指揮棒下多少孩子會真正選擇足球？

　　2013年，比“校園足球”啟動更早的全國億萬學生陽光體育運動已進入第六年，青年少體質下降問題依然是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有關人士質疑，在小眼鏡、小胖墩比例不斷擴大的校園，體育課和日常鍛煉本就被擠壓甚至形式化，何談參與足球？“校園足球”計劃為孩子們參與足球創造了政策條件，但270萬的“校園足球人口”增長實際價值到底有多少？

　　“因為‘校園足球’計劃開展情況會被定期檢查，所以很多學校在迎接檢查時會適時作秀，營造出虛假繁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體育部門無權過多干涉教育部門的人才評價體系，足球也不能影響學生的升學命運，因而初衷很好的“校園足球”計劃最后隻能收獲“校園足球人口”虛漲的結果。

　　“口號足球”與“民生足球”的反差

　　改革開放以來，由足球引發的社會話題和爭議沒有一個體育項目堪比，即便在國足連年戰績不利的情況下，中國民眾對足球的關注度也是巨大的。《長春晚報》資深足球記者陳勇認為：“中國百姓熱愛足球，足球對百姓來講也是民生，但是多年來中國足協一直在喊各種口號，卻很少走進基層真正聽取民聲對足球的需求和建議。”

　　從喊了幾十年的“沖出亞洲，走向世界”，到韋迪去年年底提出的“讓足球為人的成長服務，讓足球為社會服務，讓足球成為終身受益的伙伴”，口號中的人情味雖然更濃了，但是足球的民生價值服務體系顯然還有待提高，在很多家長眼中，這依然是一個與孩子前途毫無關聯的健身項目，即便是從健身的角度考量，也並非主要的方式。

　　對於韋迪的離任，許多國內俱樂部相關人士評價謹慎，大多認為韋迪在中國足球假賭黑泛濫的陣痛之后接過一個爛攤子，能夠在中國各體育項目中市場化最超前、問題最多、各方因素干擾最復雜的情況下走到今天實屬不易，抓職業化、抓校園足球毋庸置疑，但由於缺少基層調研和實踐以及長遠規劃的執行力度，導致很多想法最后隻能流於形式。

　　如今，中國已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民眾對足球發展依然充滿期待，想踢球的孩子和懷揣足球夢的人依然很多，如何發展“民生足球”是重要的課題。江蘇舜天足球俱樂部總經理劉軍說：“不管韋迪什麼原因離任，我們還是做好我們的事情，希望未來能有一些新變化，希望足球改革能有一些新東西，希望聯賽能有改變，希望中國足球發展得更好。”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