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協非常規換人或引發中國足球“變臉”

　　今天傍晚下班前，足管中心主任韋迪前往國家體育總局辦公大樓“和領導談話”，隨后，又和政策法規司司長張劍進行了交流——如果不出意外，熟諳體育法學的學者型干部張劍將於近日接替韋迪成為足管中心主任，而韋迪將出任汽摩運動管理中心主任。

　　這更像是足球比賽中一次突如其來的“換人”，無論“被換下”的，還是“被換上”的，其命運很難再由自身掌握。而在即將進入重大體制變革程序的前夕，與中國足球共同煎熬了3年的韋迪卻突然收到“調離工作崗位”的通知，這似乎也印証了“足管中心主任”之坑深不可測。

　　足管中心職位“坑人”

　　“從有職業聯賽（1994年）開始算吧，那時候的足管中心主任是王俊生，他當時還是中心黨委書記。盡管有促成職業化改革這麼大的功勞，卻因為國奧沒打進悉尼奧運會，他隻能‘下課’了。”足協工作人員在回憶20年間歷任領導時顯然感慨萬分，“后來是閻世鐸當主任，他在任時我們打進了韓日世界杯，這是目前中國足球最輝煌的頂點了，但基礎都還是前任打下來的。他運氣好，趕上米盧了。”

　　“閻主任”的好運氣只是一次三連敗的世界杯之旅，而職業聯賽的黑暗和混亂，也恰恰在“閻主任”任期內逐漸發酵——1999年“渝沈假球”不了了之，導致愈演愈烈的2001年“甲B五鼠”事件，2005年閻世鐸“下課”，謝亞龍和南勇先后成為職業化區間內足管中心第三、第四任主任。

　　值得深思的是，王俊生和閻世鐸被迫離開中國足球后卻意外地“因禍得福”——或許這是對韋迪最好的安慰措辭——一位出任中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順利退休，一位在國家體育總局訓練局局長位置上至今未退，而謝亞龍和南勇則在中國足壇的“抓賭掃黑”大背景下鋃鐺入獄。

　　“以前有人議論中國足協辦公地點風水不好，謝亞龍沒在意。不過，搬過來以后（2007年足管中心辦公地點由偉圖大廈搬至東玖大廈）的兩個領導都出事了。所以，足協也在考察新的辦公地址。”足協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上星期韋主任剛帶各部門的代表去看了次渠那邊的房子，沒想到我們還沒搬，韋主任就先‘搬’出去了。”

　　韋迪離任事出有因

　　“次渠的房子”位於北京東南郊，交通不算便利，足協內部絕大多數工作人員都表示反對遷址。而據記者了解，雖然對次渠新辦公地點的考察計劃並非由韋迪一人做主，不過韋迪對新址的選擇，卻與總局領導並不完全合拍。

　　“大家都覺得這（韋迪離任）不像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變動，很突然。”足協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我們也是看到微博上有人說韋主任調走了，才知道這件事。”

　　盡管事發突然，但也有總局內部人士認為“輪崗肯定不是心血來潮”，“隻有總局領導認為韋迪不適合繼續擔任足管中心主任，才會作出這樣的決定”。

　　“原因也不復雜，韋迪在足協三年非常辛苦，國字號球隊成績糟糕其實也賴不到他，不過，總得有人負責啊。而且，最近半年，足協這邊幾件事辦得都不太理想。”有知情人告訴記者，“比如高洪波臨時被換，球隊肯定受了影響，最后連十強都沒進。后來國家隊請了卡馬喬，但合同沒弄好，430萬歐元年薪是稅后的，卡馬喬45%（最高個稅稅率）的個人所得稅還得中國足協出錢，這讓總局財務部門非常惱火。”

　　每年白白地為卡馬喬支付2000多萬元人民幣的工資稅，這份合同出現的“漏洞”極其幼稚，難怪總局領導對此不滿。

　　“另外，去年年初韋主任開會時，還特別強調足協內部要團結。但似乎效果一般，這也是很難調整的。”足協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再說，領導之間是不是很團結我們也不清楚，但有時候對同一件事確實會有不同的說法，包括現在大連足球的處理和善后，好像每次開完會，意見都不統一。”

　　新官上任改革繼續

　　事實上，韋迪的“難受”來自四面八方——中國足球從來不缺混亂的思維，因此，總局“空投”長期從事體育法學研究的張劍到足管中心，似乎顯示出“依法治足”的強大決心。

　　盡管足管中心多位工作人員仍有耽心：一是干部變動過於頻繁而影響工作，二是不願新政策實施導致此前的工作白干。但據記者了解，隨著張劍到任而展開的足球多項政策制度方面的改革，或許會引領中國足球開始一個新的時代。

　　“張劍對足球已有些了解，蔡振華調研時，張劍一直跟著，包括去日本考察。另外，總局和足協每次談‘管辦分離’，張劍都參加了。所以，他對足球不陌生。”有知情人告訴記者，“現在‘管辦分離’是大勢所趨，張劍去足協，也說明總局這次安排用心良苦。”

　　今晚記者聯系韋迪與張劍時均無回應，但據足協工作人員猜測，足代會將成為足管中心領導交接的最佳時機。

　　“韋主任還是中國足協副主席，應該出席足代會。而且，這次足代會要改選，正好順理成章。”足協工作人員說，“無論誰來領導，別再出大紕漏就好。”本報記者 郭劍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