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剑客”王海滨 不惑之年不悲情

“在某个星期，北京的某个角落，我把过去的事情认真地回忆了一遍。然后像讲故事一样跟别人唠了一星期，最后嗓子哑了，一句话都不想讲了。”12月27日是王海滨40岁的生日，他用28万字把过去30年与击剑有关的点滴集结成册，用自传《剑之舞》当成自己不惑之年的礼物。

40岁，王海滨依旧挺拔儒雅，笑声也更加爽朗，只有在一两个自处的瞬间，才能从他的神情中隐约瞥见过去标志性的“悲情气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他获花剑个人第九名；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由于工作人员疏忽，他错过了比赛；1999年马德里世锦赛，意大利裁判误判使法国队夺冠；2000年悉尼奥运会，因裁判问题，他再次以一剑之差与金牌擦肩；2004年雅典奥运会，他在男团决战中未能出场，眼睁睁地目睹队友战败……命运让他一再学会承受，直到他能坦然笑着说出：“你们认识我正是从拿银牌开始，那些年，运气差一些。”

因“悲情”成名，1983年那个因在空荡荡的足球场上无法自处转而跑到“狭小却人声鼎沸的击剑房”里的少年，势必无法预料这样曲折的未来。他只记得，在南京的烟雨里，教练告诉他，击剑的动作怎样才算美。“先站好，把手伸出来，跟讨饭一样去跟人要东西。”这说起来有趣，做起来却花了他几乎全部精力，包括 2000年悉尼奥运会再次受挫后，他进入南京大学及后来去法国留学，击剑从未在王海滨生活中淡去，“我在南京大学学习法语，又去法国观摩击剑文化，都是为了让中国击剑能在国际上有说话的机会。”现在，每逢国际大赛，总能看到作为中国男子花剑队主教练的王海滨，一次次用法语和外籍裁判交流的场景，“我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裁判问题，我像打入‘敌人’内部，跟他们混在一块儿，因为裁判永远是比赛的一部分”。

这样“思考”的结果是王海滨用一次次“痛苦的错失”换来的，“与奥运冠军一剑之差的心情，谁都没我清楚，手一抖，什么都没了。”他把曾经的不甘和委屈掺在笑声里，像是在讲述他人的回忆，“假设当时我拿到冠军了，我可能就干其他的事去了，不会成为教练、不会去思考击剑如何在国内普及。因为那些年，奥运冠军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更多，而随着时间推移，你会发现，奥运冠军只能代表他在一个阶段获得的一个成就，他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再度提起那两次“被裁判黑”的经历，他很豁达地告诉记者，“即便痛苦，你也能熬过来”。

17岁进入国家队，从世界第64名一直杀到第1名，虽然王海滨的运动员履历上少了一枚金牌，当他转型成为教练后，弟子雷声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帮他填补了奥运金牌的空白。

“我要让你们都成为栾菊杰。”王海滨还记得10岁那年教练的训话，“‘为国争光’我听过，当时却没听过栾菊杰。”对稚嫩的王海滨而言，“她就是挂在墙上的那个特老特破的面罩。”但雷声却是“看着三剑客的新闻”长大的，他没敢想过能和电视里的偶像王海滨同场较量，但当王海滨在南京大学读书期间，一项在北京的比赛让他记住了“广东雷声”。“我当时处于半退役状态，教练想看我还能不能打，我上完课就坐着火车去北京了，一轮轮熬，打到最后遇上雷声，结果我竟然才以经验险胜，就想着这个小孩儿还可以嘛，居然能跟我打一打。”后来雷声进入国家队，“王海滨成了我师兄”，再后来，“他成了我的王指导”。

“我们这批运动员，目标不太明确，但王指导那代人很执着，特别在意比赛的输赢，因为在他们心里，那代表国家的荣誉。”在雷声眼中，留法的经历让王海滨的执教方式异于传统，“他更关心运动员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像我读北大，他真的为我调整训练时间，和我一起去尝试。他在冒险，毕竟我的训练成绩下滑，责任他要担着。”雷声进北大也是王海滨“思考”的课题，“我对雷声有3个要求，住在学校、参加学校学习生活、不能落下训练。很多人想尝试，但坚持不下来。”王海滨曾突击检查过雷声在宿舍的情况，结果“他和另外3个正常考进来的孩子相处融洽，我放心很多。”进入北大后，雷声的训练成绩不降反升，这促使王海滨有了把雷声当作“体教结合”案例的想法，“只有少数人能出成绩，但更多队员的出路在哪里，我作为教练不得不考虑他们该怎么办”。

他把这些对击剑甚至中国体育的思考放到书中，但很多主张看似有些“离经叛道”，甚至牵扯到不少“行政干预”、“黄良财事件”等“内幕”，这让说着吴侬软语的王海滨被称作“敢说真话的汉子”。但在王海滨看来，“既然要写书，真实就是首位。当时发生的事，是中国体育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必然会发生的。中国体育应当有包容的心态，让大家了解所谓神秘的东西。其实，拿完冠军就结束了，我们创造历史，评说留给别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