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梦足球2014”之三：足球少年 学必有师

　　宋 嵩绘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中国青少年足球来说，负有“伯乐”职责的基层教练一直存在数量少、待遇差、水平低等现象，而且这些问题长期没能得到解决。

　　教练特别是基层教练对一国足球水平之重要性，我们可以从足球强国得到启示：二战后，为重振联邦德国足球，时任足协教练主管的赫尔贝加提出，“先培养100名优秀教练，继而让每一名教练再带出100名教练。”短短10年过后，联邦德国就夺得了1954年瑞士世界杯冠军。

　　上月末召开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提出“建设一支能力强、作风好的师资队伍”的要求。正所谓“古之学者必有师”，足球从娃娃抓起，需要术业有专攻的教练“传道授业解惑”。

　　素质参差

　　喊“暂停”的足球教练

　　据统计，到2010年，中国的基层足球教练（持有C级证书）只有3000余人，这个数字尚不足日本具备相应资历人数的1/10，2009年在日本足协注册的教练人数（5个级别）就达到了6万多人。近些年来，中国足协通过举办各种带级别的培训班，从国内外邀请专家讲师授课，试图以此提高中国足球教练的科学训练水平。单从数字上来看，确实让人看到了些许希望。仅仅2011年，中国足协举办的带级别培训班就有108次，涉及2000多人，其中90%都是基层青少年教练员。

　　教练数量的短缺并没有带来“物以稀为贵”的效果。裴增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足球队的教练，和众多校园足球教练一样，他并没有正式的教师编制，而只是挂靠在人大附中足球俱乐部名下。据裴增介绍，基层教练的待遇并不高，他一个月的工资是4000多块钱，除去租房的支出，所剩下的并不多。裴增身边有些教练耐不住清贫，选择了离开这一行。

　　校园之外，基层足球教练的日子也不好过。据了解，即便在沈阳、武汉等以培养足球苗子闻名的城市，普通基层足球教练的薪水也不过1500元到2000元。“做基层教练，要靠理想作为信念支撑。”裴增说。

　　今年年初，中国足协规定国字号教练员不得在俱乐部兼职。时任国青队主帅的黎兵最终还是选择了广州富力队领队的职位。尽管黎兵表示收入并非自己作出决定的主要因素，但他认为“国字号青年教练的工资确实应该更高点”。连国家队都如此，基层教练的待遇可想而知。

　　人数少、待遇差，随之带来的是基层教练水平的良莠不齐。“有位教练带队很投入，比赛情急之下（向裁判）高喊‘暂停’。”山东鲁能足球学校常务副校长赵民举例说，“听说是篮球教练转行的，基层教练就是这么一个水平，校园足球怎么能搞起来？”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有点刺耳。北京国安队主教练曼萨诺上个月专程赶到北京回民中学，为100多名北京市中小学足球教练上了一堂足球课。而前中国国青队主教练克劳琛为中国足球提出的建议中，特别指出要培训更加专业的教练。

　　制度短板

　　培养方式难成体系

　　12月1日，中国足协官网发布公告公开竞聘国青主帅。作为上一任国青队的主教练，郑雄选择了放弃。尽管亚青赛上对阵日本队韩国队取得一胜一平的战绩，但由于他并没有过人的履历，其执教水平仍饱受质疑。

　　人们对一位青少年足球教练资质的看重，并不只看他的带队成绩。在天津泰达足球学校校长沈胜明看来，“现在大部分教练属于粗放性、经验性教学，他的教练怎么教他，他再怎么教给孩子。”沈胜明说，“比如天津泰达退役球员当教练，阿里汉怎么教他的，他穿插着教给小球员，即便教练训练方法已经落后了，但他还这么教，因为他没有更新或再学习，还以为是最先进的。”

　　在足球圈中，这种执教方式被称为“近亲繁殖”。尽管相关部门开始组织培训班，但这些培训班大多只是一周或10天的短期培训，“速成”形式的培训能够起到多少效果并不好说。相比之下，日本更注重青少年教练员培养的整体性和规范性。早在1994年日本足协就前瞻性地提出了“培养9000名C级资格教练”的5年计划，没有资格的教练无法率队参加足协组织的赛事；另外，所有行政单位都有日本足协下辖的“国家训练中心”，其逐年编写的《全日本青少年教练技术指导手册》可以覆盖整个基层校园。

　　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教育部将体育老师纳入“国培计划”：在2015年初步培训6000名校园足球老师。先从数量上着眼，是体育老师整体缺编的现实使然。会议同时强调方法上要“拓宽渠道”，学校中的足球老师大多没有编制，有志于发展校园足球的地区或学校，在师资方面只能“各显神通”。辽宁省法库县便与沈阳体育学院开展合作，学校为体育教师提供足球培训，同时选派大学生进入中小学实习，可为一例。

　　类似这样的“体教结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并非没有尝试，但和国内目前所有的教练培养方式一样，更像是一种“散养”的路数，教练员水平无标准可言，也不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完整系统。

　　观念落伍

　　基层教练期待重视

　　客观地讲，近些年来，中国足协及各地方足协对于教练的培训力度确实有所加强，至少在各级持证教练员的数量上有了一定的增长。不过正如裴增所介绍的那样，由于待遇太差，一些教练选择了离开。“待遇差、数量少、水平低”三大症结，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待遇差”。

　　根据这种推断，如果提高了基层教练的待遇，困扰着中国教练的“三大症结”会迎刃而解。但为何在现实中，基层教练的薪金却与其作用处于不相符的水平，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中国足球界乃至整个体育界对于基层教练作用与地位的忽视。

　　日本全国九大区近700个青少年训练中心中，只有10%的全职教练，其余教练都还有其他的工作，训练中心只提供交通费和伙食补贴，但当教练所培养的球员入选国家队、国青队甚至国少队等国字号球队后，球员会为启蒙教练送去奖章。然而在中国，基层足球教练却连这一点“风光”都无法沾到。倘若对于基层足球教练的作用不予重视，对其工作不予肯定，待遇又如何能上得去？“在德国，我们青训的教练要比专业队的教练重要得多。”克劳琛说。中国足球与亚洲冠军乃至世界冠军的差距，或许正是从这里就此拉开。

　　“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在校园足球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之后，可以预见今后几年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接触到足球，其中应不乏有天赋者。但若基层教练的状况如旧，“骈死于槽枥之间”的悲剧不是杞人忧天。“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避免这样的状况，首先应从改变观念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