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梦足球2014”之四：足球解困 首推青训

　　宋 嵩绘

　　命运多舛的中国足球，苦苦求索了30年，却俨然兜了一个大圈子。围绕世界杯与奥运会的出线权，几代足球人曾大刀阔斧地变革：从“洋务运动”到职业联赛，从民办足校到全运杠杆。然而，历史仿佛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曾经叫响的“冲出亚洲”口号，在中国足球未来10年的规划中，重回“力争跻身亚洲前列”的原点。而日渐凋零的足球人口，给这个模糊目标挖下了危机四伏的深坑。

　　中国足球的逆境重生，维系于青少年足球的发展，这几乎已成社会共识。近年来，海外青训、新型足校、职业梯队、校园足球等多种人才培养模式方兴未艾，但这些探索总难逃“打不破的天花板”。“时间不等人，中国足球经不起无休止的争论，无用功的重复，我们不能再折腾了！”中国足协掌门人蔡振华的话，折射出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对于深陷低谷的中国足球，不能再走任何弯路、偏路，看清楚一条方向正确的路并坚定走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低龄化”留洋治标不治本

　　11月30日，葡萄牙锦标联赛，来自广东惠州的李锐替补出场，在第八十分钟单刀推射破网，打入了他的首个进球。这个1994年出生的小伙子，正努力摆脱“冷板凳”。目前，像李锐这样的留洋小球员不少于200人。以1995年年龄段为主的U19国青队，23名球员中有13人效力于海外联赛，称得上国字号历史上“海归”最多的一支队伍。

　　在业内人士看来，“送出去”是提升成绩最快速、最见效的方式，也是中国足球向世界足球靠拢最便捷的一种模式。正因如此，在中国足球屡战屡败之际，新一轮青少年足球人才的“留洋运动”正悄然铺开。

　　不同于健力宝青年队留洋巴西、08之星队留洋德国的“整队圈养”模式，这一波的“留洋潮”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各家的留洋方式不同，派出的年龄段也不等。比如，河北精英集团是组队在巴西训练比赛；万达集团将球员分散到西班牙各俱乐部“放养”；恒大足校在西班牙开设足球分校，球员平时一起训练，每周固定两天安插到当地俱乐部梯队训练。相形之下，以青训见长的山东鲁能足校的留洋程度最为深入，该校常务副校长赵民说：“我们和巴西圣保罗俱乐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引入优秀教练团队，还收购了当地的一块基地，这也是中国足球海外第一块青训基地。”

　　对于病入膏肓的中国足球而言，“留洋”是一针速效强心剂，或许能刺激到“病灶”，但无法达到治本去根的功效。纸面的留洋数字背后，是锻炼价值与成材率的“双低”。目前，大部分留洋小球员混迹于不知名的低级别联赛，正式比赛出场记录寥寥，实战演练质量不高。在葡超联赛获得出场机会的韦世豪，已算是在俱乐部层面的“最高成就”。中国足协首批送到葡萄牙的41人中，只有9人继续留下，1993年龄段的16人无一入选征战仁川亚运会的U21国家队。

　　青少年球员留洋耗时长、人数多，这种模式意味着持续的高额资金投入。据了解，万达集团送90个“苗子”赴西班牙留学3年，资金预算是2亿元。国内足球俱乐部中也只有几家“不差钱”的敢于走“留洋路线”。中国足协本身没有这个资金能力，依靠企业、赞助商维系的留洋能有多大的规模、多久的持续性，仍是未知数。而复杂的球员归属关系，在影响运动员上升通道的同时，也可能伤害出资方的利益和积极性。此前，唐诗、韦世豪私自留洋的纠纷已经暴露隐患，山东鲁能足校的一位负责人直言，辛辛苦苦培养的球员到快成才的时候都跑了，还有俱乐部愿意搞青训吗？

　　谈到留洋模式，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也泼了冷水。“欧洲从其他地方收纳小球员的话，他们自己培养出的孩子该怎么办？英国有太多外国球员来培训，导致自己的国家队青黄不接。”在他看来，留洋球员的接收国同样要考虑平衡问题，从他们自身发展和利益保护的角度，首先要做到不能太大地打开门。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振兴足球的辅助手段，留洋路径有其存在价值，但未来或将面临更多现实阻碍。

　　职业化青训不能只靠俱乐部

　　中国足球的未来，寄望于优秀青少年球员的大量涌现。留洋模式并不能做大足球人口的蛋糕，中国足球人才培养体系终究取决于内部建设。从1994年足球职业化开始，传统的业余体校人才培养渠道崩塌，体育主管部门将足球项目完全推给市场，而赖以为继的俱乐部梯队体系始终未能跟上步伐。

　　据一项专业调查显示，各俱乐部对梯队投入呈现两极分化，中超俱乐部中只有鲁能、绿城、东亚、恒大、富力有完整的4级梯队，中超、中甲的不少俱乐部梯队不健全，中乙绝大部分没有梯队。天津市足协校园足球办公室主任施连志坦言：“现在摘果子的多，没人愿意耕地，一些俱乐部主观上不想花钱，梯队供不上人，一线队可以买球员解决。尽管联赛对梯队建设有门槛，但无法控制俱乐部的青训质量。”

　　目前，以恒大、鲁能为代表的新型足校，以大投入多层次的梯队培养和海外战略被视为中国足球青训标杆。“从职业体育发展规律看，新型足校走的是精英培训路线，不求规模但求质量，目的是让孩子进入职业序列。”赵民认为，过早专业化仍是各个梯队共有的问题。国际足联规定18岁才能进俱乐部，国内梯队脱离社会、父母的状态，不但违背了人才的成长规律，也造成培养代价过高。

　　另一大障碍，来自训练比赛体系。前国青队主帅克劳琛透露，青训成功的秘密是比赛，无论是发现好球员，还是提高其运动技能，经常性的实战比赛必不可少。据统计，国内俱乐部梯队全年比赛平均约为25场，大部分是赛会制，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比赛质量普遍不高。据悉，中国足协有意推出中超、中甲预备联赛和精英梯队联赛，但覆盖程度尚难估计。

　　职业化青训不尽如人意，倒逼体育部门“曲线救国”，依靠全运会竞赛杠杆撬动青少年足球。从短期成效看，“一冠三金”的政策倾斜，确实刺激到地方政府，因成绩压力对后备力量加强投入。天津泰达足球学校校长沈胜明直言，大多由各省区市的中超、中甲球队承担全运组队任务，如果没有这个杠杆，有些梯队保留不了整队。但是，各省区市的目光仅局限在适龄梯队，把培养人才的目标放在一两项比赛，显然难从根本上扭转人才危机。

　　现有青少年足球人口的盘子本就不大，可不同培养路径之间还存在“内耗”。全运体制的存在，强化着地方属地保护，导致好苗子难以自主选择和流动，足校跨地区招生受阻。校园足球发现的“苗子”，被俱乐部强行摘走却未能好好培养，打击了基层教练的积极性。足协管办不分、配套政策滞后，令俱乐部青训投入难有回报。“归根结底，还是要从顶层设计上解决，建立一套适合中国青少年发展的足球青训体系，不要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广州恒大足球学校校长刘江南说。

　　布点训练中心激活校园足球

　　当中国足球还在找寻变革路径时，身边的近邻已经沿着认准的方向披荆斩棘、日渐崛起。根据韩国足协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年底，韩国的幼少年足球俱乐部多达1616个，球员达34887名，相当于每百名小学生中就有一名球员。隶属于韩国足协的幼少年足球联盟分为两大块，学院部的球员来自各中小学，俱乐部队由喜爱足球的孩子组成，定期举行两组别联赛，这些少年球队构成了韩国足球的根基。日本足协自1976年起，在各地建立起一个个集中性的训练中心，从中发掘、筛选各年龄段精英逐级向上输送。日本J职业联赛诞生后，各俱乐部建立梯次队，采取走读的精英路线，成为足球少年的第一通道，此前的校园足球体系则形成一种类似“败者复活”的特殊途径，这两套系统各司其职，又形成互补。在财力和人力有限的条件下，这一招无疑是最经济有效的投资。

　　中国足协女子部主任、原全国校园足球办公室副主任陆煜说：“从校园足球直接选材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天赋的苗子回到地方，一旦没有好教练、高水平联赛，很可能被耽误、埋没。”他表示，下一步要在各地建青训中心，孩子们周末就近训练。这种模式与日本相近，一旦辐射到位，将有助于解决过早专业化问题，系统性的联赛机制也能嵌入。不过，这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投入。目前，中国足协在全国布点20个，以现有财力覆盖100多个城市，还远远达不到。“现在青训中心主要由体育局出钱，补充校园足球经费后，缺口仍很大。”

　　以点带面的辐射思路，也适用于建立社会型的青少年足球俱乐部。陆煜认为，这种兴趣班性质的校外培训，针对一个区域的校园足球，可以绕开足球教练无教师资格证难进校园的障碍。施连志在天津设置的“点校”，思路也大体一致。“俱乐部或指导员的经费，可以家长出一点、教育局拿一点、体育局拿一点、市场运作一点，如果政策层面能打通，这个平台完全能建起来。”陆煜说。

　　在调研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政府的力量，仅仅依靠地方足协、俱乐部，没有政策的顶层设计和强化执行，难以构筑青少年足球的根基。在普拉蒂尼看来，足球的发展，牵涉最广泛的社会资源，包括德国、西班牙、美国的青训成功，解决方案都十分复杂，不可能有包治一切的万能药。“上世纪70年代，法国政府的积极介入，改变了法国足球的整体框架，要求所有俱乐部必须有青训中心，必须保证每年青少年足球培训的人数及选材执行，否则就吊销俱乐部的运营执照。职业足球一定得承担很大一部分青训工作，这样的推动和监督，只有政府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