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助力围棋“黄金时代”

在不久前结束的“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决赛中，20岁的中国棋手唐韦星三段以2∶0完胜韩国著名棋手李世石九段，成为中国第十四位世界冠军。这也意味着中国棋手包揽了今年的6项世界大赛的冠军。

从当年聂卫平孤军奋战中日围棋擂台赛，到如今中国新锐棋手横扫世界大赛，中国围棋似乎正在步入一个“黄金时代”。在剖析中国围棋成功因素的同时，也应有更冷静的态度和更长远的眼光。

四机构瓜分定段名额

11岁的蔡文鑫和14岁的花畅都来自江苏，6岁开始学棋，3年前来到北京聂葛围棋道场学艺。他们的父母则放弃工作，陪伴孩子。谈起来北京的初衷，家长的答案几乎相同：“北京围棋氛围好，师资力量雄厚”、“到北京学棋可以少走弯路”……

目前国内的围棋道场和大大小小培训机构多达数百家，其中以马晓春围棋道场、聂葛围棋道场、杭州围棋学校和野狐围棋研究会等四大青少年围棋培训机构最为出名，每年都可招到500多名实力在业余四、五段水平的孩子，而每年的职业冲段资格也基本被这四大围棋培训机构瓜分。今年7月的全国定段赛，聂葛围棋道场成了最大赢家，共有13人定段，超过全年25名定段名额的一半。

纵观国内诸多体育项目的发展模式，围棋可以说是市场化程度最高者之一。目前活跃在国家队、围甲联赛、围乙联赛的一线棋手，绝大多数都是靠社会力量而非专业体工队培养起来的。以陈耀烨等今年的6位世界冠军棋手为例，他们的成长轨迹相当类似——都是从小开始学棋，小有所成后进入社会力量开设的围棋道场继续深造，冲段成功后步入职业棋手行列。

成为职业棋手后，每年数十场围甲、围乙联赛，以及新人王、名人战、天元战和全国锦标赛等大小赛事，又为年轻棋手们提供了更多的比赛机会。这和传统体工队模式有很大不同，“我们学围棋时，到了一定岁数没能入选省市体工队，围棋之路也就走到了尽头。”国家围棋队总教练俞斌说。

这种市场化的培养模式，培养出了一茬又一茬高水平职业棋手，夯实了中国围棋发展的根基。

竞争激烈加速新陈代谢

在以往的专业体制下，中国围棋培养出的顶尖棋手较少，这也阻碍了中国棋手夺取世界冠军的步伐。1995年马晓春夺得第六届东洋证券杯和第八届富士通杯冠军，2000年俞斌夺得LG杯冠军，2005年常昊夺得应氏杯冠军，中国围棋在过往的岁月中基本维持5年拿一个世界冠军的缓慢步子。 

近些年中国围棋后备人才日益雄厚，竞争也更加激烈，年轻棋手的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今年更是首次上演世界冠军“包圆”大戏，六项大赛冠军被6人夺得。而这6人中除1989年12月出生的陈耀烨外，其余都是“90后”甚至“95后”棋手。同时，在中国的同龄棋手，甚至更小年龄棋手中，这6位冠军也没有显眼到“众望所归”的地步。也就是说，与他们同档次的年轻棋手，仍然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从这股势头看，中国围棋未来一段时间的人才梯队和实力厚度要强于韩国、日本。

由于良好的“造血机制”，中国围棋新陈代谢正加速进行，新锐棋手的不断涌现压缩着顶尖棋手的运动生涯。现在不要说常昊、罗洗河等“70后”棋手，就连古力和孔杰等“80后”著名棋手，面对低段选手，很多时候已没有优势可言。

围棋学员低龄化存隐忧

中国围棋转向市场化，给更多年轻棋手成长提供了土壤。同时，由于学棋的孩子呈明显的低龄化态势，且十四五岁就要求达到相当高的棋力，文化课的学习往往被忽视甚至舍弃。中国棋院曾多次强调棋手必须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但这种呼吁收效甚微。

对于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围棋项目来说，年轻棋手文化素质的缺失和专业棋力的精进之间形成的反差尤为扎眼。围棋定段赛有年龄限制，参赛男棋手年龄要求在18岁以下，聂葛围棋道场的负责人葛玉宏认为：“如果定段年龄放宽，孩子们边读书边学棋，对职业棋手的综合文化素质培养会更有利。”

“围棋不只是单纯的竞技，还包括特有的文化素养和内涵，这是围棋大局观的体现。”一位专业棋手说：“中国棋手的世界冠军人数不断增加，而且越来越年轻，但由于综合素质有结构性缺失，未来能否成为真正的围棋大家，还不好说。” 这种反差也可通过中、日校园围棋比赛体现，虽然中国围棋的职业棋手人数、世界大赛的成绩早已远远领先日本，但高校里的围棋爱好者群体基数、校园棋手的实力却不及日本。在中、日一些大学间的围棋对抗赛上，中国高校不仅实力处于下风，甚至凑不够参赛人数，还要临时向其他学校求助。

围棋培训市场的繁盛，造就了厚实的人才基础。在现有赛事结构下，人才的出口只能涌向国家队和联赛，但这些赛事对棋手的总数需求毕竟有限。在校园中扩大围棋的基础，增加棋手们的“出口”，不仅会令棋手的未来有更多发展可能，也是从社会层面涵养围棋文化的有效途径。而这种结构的调整，需要棋界、教育界和更多社会力量联手努力。

《 人民日报 》（ 2013年12月20日 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