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頭李昕欲做中國籃球教練討薪第一人

　　“我不光是為了自己，還為了中國籃球。現在，教練、運動員相對於俱樂部，都是處在弱勢地位，希望通過我這件事能夠推動中國籃球進一步發展，我是真希望中國籃球好啊！”李昕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說。

　　李昕，中國女籃的標志性人物之一，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她是中國女籃奪取亞軍的主力成員。上賽季，她出任浙江稠州女籃俱樂部主教練，但沒有想到的是，當初簽訂的3年全保障性合同，現在成了一紙空文，她已經向杭州市西湖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上交訴狀。

　　自中國籃球職業化以來，出現的問題並不少，但這還是第一次出現主教練狀告俱樂部的情況。“我也沒辦法，俱樂部的做法太不尊重我了，所以我隻有走這條路了。”

　　根據李昕的介紹，她和俱樂部於2013年5月14日正式簽訂工作合同。從李昕出示的合同可以看出，這是一份3年全保障性的合同，年薪為60萬元人民幣。上賽季結束后，稠州俱樂部不想繼續聘用李昕，遂提出解約，但條件只是賠償3個月的工資作為補償。

　　“我當然不會同意。”李昕說，“於是和俱樂部方面進行協商，但沒有想到的是，俱樂部為了逼我走人，接二連三地使出了一些‘下作’的手段。”

　　所謂全保障性合同，就是在乙方沒有違約情況下，俱樂部想要提前解除合同，就需要全額支付工資。李昕和稠州俱樂部的工作合同中，並未將成績和是否續聘挂鉤，挂鉤的只是獎金部分。比如，如果獲得聯賽冠軍，獎金為20萬元人民幣。

　　“其實，我的要求也不過分，3年合同我隻干了1年，俱樂部多給我1年，畢竟我到俱樂部來，是作出了很大犧牲的。”李昕說。

　　在加盟稠州女籃前，李昕是U19國家青年女籃的主教練，在她的率領下，國青女籃在世錦賽中取得了第5名。按照正常的情況，李昕在國字號主帥的位置上，發展會更穩定，據記者了解，中國籃協事實上已經為李昕准備好了續約合同，但出於稠州俱樂部的誠意，李昕毅然決定前往杭州。

　　“說實話，要不是簽多年合同，我不可能去俱樂部。現在，我隻干了一年，我沒有獅子大開口，但俱樂部也得從我的角度上考慮考慮吧。”李昕說，“開始我說要一年工資，俱樂部不同意，我就說，咱們都各退一步。以12個月為限期，我去找工作，這期間你仍按月發我工資，超出12個月自動終止，但俱樂部還是說不行，隻給我3個月工資補償。”

　　提前解約，友好協商一直是職業俱樂部和職業教練通行的做法，如果協商不成，全額領走合同內的工資，也在情理之中。2012∼2013賽季NBA，麥克·布朗執教湖人僅５場比賽后，就被俱樂部炒了魷魚，布朗就拿走了之后兩個賽季的薪水以及補償金，合計高達1100萬美元。卡馬喬離開國足帥位時，中國足協也全額賠付了合同期限的工資5150萬元人民幣。

　　“到目前為止，我從俱樂部隻領了11個月的工資。俱樂部想和我解約不成后，不僅停發了我的工資，逼我轉崗，還使用了其他的手段，這才是我最傷心的。所謂買賣不成仁義在，但俱樂部實在是……其中有很多非常難聽的話，我都說不出口。”

　　據李昕介紹，俱樂部在想要與其解約后不久，就撤銷了配給李昕的專車。雙方始終達不成共識，俱樂部此時“恰巧”頒布了一些管理條例，比如“浙江稠州職業籃球俱樂部請休假及考勤管理辦法”、“進一步完善俱樂部規章制度的通知”等，頒布時間都是2014年5月28日。“最后，俱樂部就是以我不遵守新考勤規定，單方面強行解除我的勞動合同的。”李昕說。

　　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李昕向杭州市西湖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遞交了申訴材料，並聘請了浙江金道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黃河負責本案。

　　“我們認為，以這種方式結束勞動合同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相關制度的制定時間是在俱樂部想和李昕解約期間，是否合理、合法存在很大的爭議。而從整個案件角度和我們掌握的証據材料來說，俱樂部也沒有太多理由解聘李昕。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也不能說沒有奪冠的教練就都不能勝任工作，合同中也沒有寫明，不奪冠就可以解聘的條款。”黃河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出於作為律師的職業習慣，黃河並不想過早談論對結果的把握性有多大，但他強調，從法律的角度上看，李昕事件對推動中國體育職業化、法制化進程有著不小的意義。

　　實事求是地講，作為運動員和教練員，相對於俱樂部來說，是處於比較弱勢的地位。在當下的中國體育界，運動員、教練員權益受到損害的例子不勝枚舉。不久前，就又有NBL俱樂部拖欠球員工資的情況出現，足球俱樂部欠薪的情況同樣時有發生。李昕狀告俱樂部雖然是首次被媒體公開報道，但並不意味著李昕就是第一個遇到這類情況的職業教練。

　　“這個案件應該可以成為中國體育界裡的一個經典案例。”黃河說，“體育是一個相對特殊的范疇，因為其他勞動合同中，是不可能出現‘完全保障性合同’這樣的情況的。特別是職業體育，確實有它的特殊性，因為運動員和教練員在工作中會出現很多不確定性，出於保護弱者的目的，確實應該對他們的權益進行保護。李昕的這個案件的意義就在於此。”

　　事實上，李昕和俱樂部的糾紛，本不用訴諸法律，甚至不需要申請勞動仲裁。根據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的規定，當乙方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被違反合同條款時，有權向中國籃協提出申訴。但遺憾的是，中國籃協針對此事，採取了回避的態度。

　　“還是他們兩家自行協商得好，因為涉及到法律問題，我們不好作出什麼決定。”中國籃協運動隊管理部部長葉慶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這樣表示。但中國籃協也並未完全袖手旁觀，籃協專職法律顧問在談到此糾紛時明確表示：“其實這個案子很簡單，就是俱樂部掏錢，李昕走人。”但即便如此，中國籃協仍沒有勇氣，承擔起自己應盡的責任與義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籃協不僅不明白“家丑不可外揚”的道理，反而比較擅長把本可以在行業內部解決的問題，推到公眾面前，進而對中國籃球的整體形象造成負面影響。就像之前的雲南隊欠薪事件，中國籃協本可以及時干預，解決拖欠工資問題並將雲南隊開除出CBA，但受到各方利益的牽絆，此事拖延好幾年才得以最終解決。不過，幾年間中國籃協的威信和中國籃球受到的損失，恐怕難以用具體的金錢來衡量。

　　正如黃河所說，申請勞動仲裁甚至之后訴諸法律，可能對中國籃球乃至中國體育的職業化進程，是一次更好的推動與促進。李昕也告訴記者，除了維護個人合法權益，更重要的是，希望推動中國體育的良性發展，“這種事，放到別的教練身上，可能也就忍了，但我不是這樣的性格，從當運動員開始到現在都不是。希望通過我這件事，能夠讓運動員、教練員群體遇到類似事件時不再忍氣吞聲，讓中國體育更職業化一點。”

　　本報北京7月2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