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說歷屆全運會 |
31日在沈陽開幕的第十二屆全運會是繼山東全運會之后,中國在北京奧運會后召開的第二屆全運會。在北國初秋的微寒中,穿梭在歡樂祥和的媒體村和如火如荼的全運賽場,思考全運會的去留問題似乎多少有些不合時宜。
但在北京奧運會舉辦過5年之后,遼寧全運會的登場,已經很難引發全社會范圍內的廣泛關注。全運會已經走過54年,當全運會已然越來越多地成為一種正常運轉時少人關注、一旦出狀況時引來一片聲討的對象時,我們的確有必要從歷史功績、現實局限等多個維度重新審視全運會的“破立”、“去留”,並客觀評價其功過利弊、理性探討其未來走向。
全運會從歷史中走來
沒有全運會就沒有新中國體育
全運會產生於上世紀50年代末,當時新中國被隔絕於國際體育大家庭之外,不得不在一種封閉的環境裡,以全運會的方式開展國內高層次的體育競技運動。於是,在“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口號的激勵下,以新中國建國10周年為契機,1959年舉辦了第一屆全國運動會。
在全運會的引領下, 新中國體育事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封閉”的前3屆全運會,我國選手共計67人47次打破30項世界紀錄。而且,全運會的成功舉辦更是激發了全國人民參加體育健身的熱情, 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國的風採和中國人民熱愛體育的昂揚姿態。1979年,中國恢復了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席位,中國體育開始將目光瞄准世界賽場。從五運會開始,全運會的使命悄然發生轉變。為適應新形勢和新任務,全運會制度作出了一系列改革和調整:全運會項目設置完全與奧運會接軌、全運會放在奧運會次年舉行、奧運會獎牌和成績帶入全運會等。
從洛杉磯奧運會到倫敦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已經獲得的金牌超過200枚,特別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勇奪51枚金牌的榮耀,宣告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體育大國。體育界多數人認為,如果說中國能在奧運會和世界體育大賽上奏國歌、升國旗, 這首先是得益於全運會的競爭, 如果沒有這個杠杆、這種競爭, 中國競技體育就不會發展得這麼快。
事實上,全運會的價值還不僅限競技賽場。大型運動會的舉辦,早期更多起到了凝聚人心、振奮精神的作用,后期則推動了體育產業的繁榮和城市建設的發展,高水平的體育賽事不僅激發了群眾的體育鍛煉熱情,為全運會新建或改建的場館設施也為豐富人民群眾的體育、文化生活提供了載體。
全運會在現實中迷失
唯金牌論和奢華辦賽成為弊端
盡管全運會對中國體育的騰飛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們對體育認識的深化、對體育需求的提高,全運會也明顯存在著諸多不適應時代發展的弊端和局限。
在人民群眾對公共體育服務需求不斷增加的新發展階段,這些不適應首先表現為一些體育主管部門仍然隻看重“金牌”,隻在乎“體育GDP”。反映在全運會上,各省區市體育局通常都會將全運會的成績與排名視作衡量一段時期內體育工作好壞的最重要乃至唯一標准,因此全運會賽場成為各省區市對獎牌和名次爭奪的戰場,有時甚至異化為爭名奪利的工具。
這種“異化”有幾種突出表現:鑽記分規則和制度安排的空子,讓“金牌利益”最大化﹔地方的“全運戰略”與國家“奧運戰略”存在沖突,難以兼顧國內、國際兩個賽場,全運年裡“老將當道新人受壓”現象比比皆是﹔地方注重“面子工程”,不惜巨資“雇用交流隊員”。另外,全運會賽場上各種“假、丑、惡”現象——金牌內定、興奮劑丑聞、假球黑哨、裁判不公等輪番出現。以上種種究其根源,都在於對“體育政績”的過度追求。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不適應還表現在全運會的籌辦大多還延續著計劃經濟時期的做法。盡管全運會在籌辦過程中也逐步引入社會和市場參與,但最主要的經費來源還是政府,距離市場經濟講究的資源高效配置相去甚遠。再加上全運會的規模和項目設置不斷擴大、開閉幕式競相攀比豪華、場館設施建設重復浪費,相比如此大手筆的“投入”,如果“產出”再不能回饋到群眾身上,全運會舉辦遭人詬病為“勞民傷財”也就在所難免。
全運會未來需“揚棄”
轉變轉換轉型成為必然選擇
對於全運會的“破立”、“去留”,大致有兩種有代表性的看法:一種意見是從轉變政府職能,擴大公共體育服務的角度出發,認為應該取消全運會,因為全運會隻為少數體育精英而辦,取消后體育部門將更能“盡心盡力”為更廣大人民服務﹔另一種意見認為全運會不能取消,因為全運會已經成為中國體育發展模式的核心和最有效的調控杠杆,在新的模式出現之前,草率取消無異於“自毀長城”。
兩種看法,表面上看談的是全運會的“去留”問題,但實質是對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二者之間孰輕孰重的不同考量。長期以來,全運會“重競技輕群體”的單一功能確實讓人感到失望﹔而體育部門對全運會價值認識的偏差也把全運會逐漸帶進了死胡同。其實,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並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關系,如果全運會能夠很好地將二者從“二選一”變為“二合一”,體育精英和普通民眾都能從中受益,那麼全運會必將煥發新的生命力。第十二屆全運會適時提出“全民健身、共享全運”的主題口號,而且認真落實“節儉辦賽”要求,也讓人們看到了全運會自我糾偏、自我調整的決心與努力。在全運會發展的歷史上,字面上對全民健身的重視、對節儉辦賽的倡導並不少見,如何將“全民健身、共享全運”由理念轉化為行動,如何將節儉辦賽由階段性要求轉換為長期秉持的堅守,都還需要全國體育系統、各地辦賽城市、社會相關各界拿出更多智慧、更多誠意、更多實干來落實和體現。
全運會已經走過半個多世紀,它的功過利弊都應放在歷史中丈量、現實中揚棄,而不是簡單的利弊對比就判定它命運。全運會體制為我國帶來競技體育領域的巨大成功,而且現在還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時代和社會也需要全運會承擔更多功能和進行角色轉變,而這或許就是全運會的未來方向。
《 人民日報 》( 2013年08月31日 07 版)